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

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心理.政府信任是公共行政体系的评价尺度,也是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政府未来公共行政的期许.政府信任可以弱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色彩,降低政府与社会及公民关系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行动体系的行为预期,有助于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建构政府信任的结构性途径是努力形成服务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法治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和参与的政府.     

试论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及其预防对策——从公共决策的视角

危机是一种事实状态,是指某种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状态。公共危机则是指危机转而传导至公众本身,由公众、决策者、社会等机体互相作用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最终可能引发将社会控制与治理置于危险之中或导致崩溃的状态。危机并不天然地就是公共危机,危机是否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本身,一旦政府的公共决策有重大失误,公共决策失去公信力或形成政府公共决策公信力危机,已经出现的危机就可能转化为公共危机。而要避免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时公共决策的公信力,其所依赖的是决策者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决策能力的提高。要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公共决策的公信力,需要全面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平衡能力和政策能力。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深化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自身能力来获取社会组织和公众信任的能力，它取决于宗旨的公共性、民主性，组织的合理性，决策的科学性，实施的凝聚力。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及公众对政府能力及行为的一种主观评价。     

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实证分析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评价性取向,显示公民对政治系统情感支持的水平。基于对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公民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政府信任有正面作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负面影响。治理绩效中公民的政策结果满意度、政府过程满意度和政府形象满意度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正面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要提高政府信任度,一方面需要提升制度化参与效率,妥善处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治理绩效,提升公民对政策结果、政府过程和政府形象的满意度。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理解政府信任

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粟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低信任-较低信任-信任-较高信任-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绿色价值链推进环境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究——基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

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多元主体间价值、利益的结构性困境导致环境协同治理大多停留于倡导阶段。通过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构建绿色价值链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环境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评价指数的发布,激活和提升了社会对企业污染行为及政府监管的舆论监督有效性,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信息支持;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等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使企业成为推进环境协同治理的主动参与者,是构建绿色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环境协同监管良性的反馈闭环,有助于培育环境协同治理必需的社会信任,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推动着环境协同治理的持续发展。     

着力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基于公共治理视域

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支柱,是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的重保障。而实践中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以民为本行政理念缺乏、行政行为不规范、价值取向有时背离公共利益等现象,究其原因主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及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公共治理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提高政策可信度;规范地方政府治理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引导社会组织合理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转型期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诉求 ——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要求。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原因,政府信任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然而,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都对合作型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合作型信任关系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是走向和谐社会可行路径。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正在服务精神的张扬中而建构起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社会治理:新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建构的样态选择

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府与社会内在逻辑关系看,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在厘清我国社会治理体系逻辑架构基础上,未来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应围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我管理、调节能力而展开。     

边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取向的三个维度——基于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资本的考察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不仅事关本地区本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社会整体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需要充分重视并发掘社会资本的价值,社会资本对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政府信用是社会信任系统的关键组成,而干部队伍建设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根本。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依法治国视角下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

随着弱势群体规模的逐年上升,公众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如果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继续恶化,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害而无法保障,就会加剧劳资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公民和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健全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各种法律保护途径,加强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职能,转变弱势群体自身的观念,既是人道主义和法律正义的体现,也是深     

治理概念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视角

政治学的学者基于多元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认为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与公共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学者认为治理是指把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与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引入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之中。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治理意味着打破政府社会事务中的垄断,在制度安排上引入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在服务型政府理论视野下,治理在本质上是合作治理,是指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在服务价值指引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