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治理现代化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遵循

“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概括和延伸。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享的社会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权责界定和协同合作等方式，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情感联合体、利益联合体和命运联合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更加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有助于凝聚人心，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遵循

“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概括和延伸。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享的社会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权责界定和协同合作等方式，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情感联合体、利益联合体和命运联合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更加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有助于凝聚人心，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基于中关村地区X组织的案例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面临的是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于环境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下秩序重构问题的现实考虑。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地沟通,进而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中专业类组织,成为影响行业领域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能够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文章结合一个服务地区企业的行业协会——X组织的成立、运作及活动案例进行阐述,希望进一步丰富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区域间秩序建构的相关研究。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秩序重构与整体协同: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的运作逻辑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乎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巡察村居以监督下沉的方式形塑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为乡村复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乡村综合治理是依据巡察结果展开的一项系统性的治理机制。在乡村复合型治理架构内,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导致“乱村”问题长期存在,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的权威,为村庄公共秩序建构赢得群众信任,通过部门联动和整体协同的方式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种有效举措,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模式是中央顶层设计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旨在丰富“中国之治”理论体系并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基于信用体系建设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山东省荣成市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民心涣散、风气不正等问题,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山东省荣成市通过“机构、政策、氛围”三位一体、“村居、干部、村民”三位一体、“信息采集、考核、公示”三位一体、“奖励守信、惩戒失信、信用修复”三位一体、“信用+工作、信用+奖励、信用+服务”三位一体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找到了提高群众道德水平、增强村居凝聚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抓手,其经验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迪

乡村治理是考察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的重要切口.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演进,始终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框架内展开,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动.以改革开放为时间标识,可以将这个由现代化催动的历史进程分成前后延承的两大时段:前一时段侧重于解决国家政权建设的时代命题,并呈现为从政党下乡局部实践到总体治理逐步打造的路向...     

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路径探究

城乡社区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城乡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这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全方位的挑战和考验。文章认为要积极探索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科学路径,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城乡社区治理全过程,以此加强和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整合: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是党中央强化基层党建、推动基层治理的重大战略部署,亟待学术界予以研究和回应。城市基层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利益整合、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达成稳固党的基层政权、提升社区可治理性和强化社区凝聚力等目标,以此实现政党领导和治理绩效之间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城市基层党组织应当以社会整合为着力点,从以推动利益协调和红色网格建设强化党组织权威、以形塑家庭关系和公益网络培育横向合作关系、以培育文化共同体和议题设置能力提升传播有效性等方面来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