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话语建构的中国策

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成效取决于谈判国能否根据本国谈判目标进行规则供给,与冲突规则展开竞争,并使其经贸规则兼备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实质上的有效性等若干条件。由中国已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建构判断,中国具备了一定的规则供给和规则竞争能力,只是现有的经贸规则若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则存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规则供给不足,对正在形成的不利规则主动防御意识不够,合作型条款建构过度而应对贸易投资壁垒有效性欠佳等问题,亟需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加以完善。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文本的体系化构建

我国以往对区域知识产权议题兴趣较低,相关文本仅为笼统的被动象征。但近年来我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章中纳入了大量的硬性约束条款乃至"超TRIPS"条款,标志着新时期随着缔约对象和自身条件的变化,我国的议题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对照美欧实践,中国文本仍然存在结构编排混乱、重要规定不一、措辞含义不清等问题。为此,我国亟需推动文本的体系化构建,并整合为硬软条款并行、坚持发展导向的稳定范式。此范式应关注国情需求度与可接受性,注重各个协定的制度一致,体现我国知识产权利益进攻点。鉴于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国际经贸立法的最活跃舞台,此项工作有助于我国产生发展中大国的规则示范效应,渐进把握规则主导权。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探析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及其附属协定专门就贸易救济制度做出了详细规定。本文对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救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找出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救济制度的不足,并为我国日后与他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建议。     

国际贸易数字化变革的国际规制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态势与传统国际贸易规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数字贸易发展态势体现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及交易方式的数字化,其背后的法理成因在于传统国际贸易规制的外部应对机制、内部层次结构、整体调整手段的迭代速度均滞后于数字贸易变革的速度。目前国际规制依托于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平台,从国际贸易规则数字化、国际规则内部结构多元化和规制手段科技化三个维度逐步演进。中国应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制塑造中有所作为,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标,以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为发展方向。对此,中国应积极参与数字贸易新议题国际谈判,通过发展国际数字贸易来书写规则,并采用技术手段对贸易秩序进行规制。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原则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命运

从一定角度看,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可以诠释为与知识产权人利益相对应的、不特定的、众多的、潜在的各种知识产品使用者(公众)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加以获取与使用的利益.在国际层面上,这一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存在交叉.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原则是各国知识产权法乃至早期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历史传统.以 《TRIPS协定》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实体权利进行猛烈扩张,并纳入国际贸易制度予以保护,严重偏离公共利益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健康权、食物权等基本人权困境存在正相关关系,警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需要重拾公共利益传统,可以在 《TRIPS协定》框架下,对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一收一扩”: “一收”即将知识私权的权利边界进行适当收缩和限制,扩大和加强公共领域保护; “一扩”即把传统资源剥离出公共领域,纳入知识私权范畴.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范本建设研究——以应对TRIPS-plus扩张为视角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与不足。在当前贸易协定TRIPS-plus规则盛行的语境下,我国应当加强对策研究,理性选择知识产权条款。有必要建立形式稳定、内容明确的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范本,以宣示立场、统一文本、把握主动权。在FTA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方面,必须进行合理的目标定位,坚持阶段适应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和整体利益原则,变现有的松散合作模式为关注优先事项的点面结合模式。     

国际规则协同与农产品贸易逆差:兼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业安全

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农业外循环"失衡"、内外循环"失调"的典型事实,探讨了国际规则协同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及农业安全的影响。以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之间产品层面数据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规则协同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改善,农业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也是存在的。国际规则协同对农产品贸易净值影响存在规则、产品及国别三个维度的异质性。特别是,原产地规则、SPS规则及环境保护规则等三种代表性国际规则并非均能改善农产品贸易逆差。基于此,文章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统筹构建"区域统一""标准适当"的规则体系、提升农业生产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日韩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制度存废之研究

区域贸易中反倾销制度的存废问题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深度一体化的区域倾向于废除反倾销制度,特别是当区域一体化达到创建共同市场及以上程度时,反倾销因与单一市场这一根本宗旨相悖,在成员间予以取消尤为必要。实践中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均未提及或仅确认保留WTO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小部分协定对其做出取消或限制性修改,并可分为“取消反倾销法＋统一区域竞争法”型、“取消反倾销法＋协调国内竞争法”型、“取消反倾销法”型、“WTO反倾销协定实体规则plus”型以及“WTO反倾销协定程序规则plus”型五种类型。我国在今后的区域贸易谈判中应针对不同谈判对象,考察域内成员所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在反倾销问题上的相似意向,并结合我国战略政策,确定采用何种反倾销安排方案。具体到中日韩自贸区,应以取消反倾销制度为最终目标,以“WTO反倾销协定plus”模式为过渡方案。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

美国重视知识产权的作用,因而通过国内立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国际范围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产生了“特别301条款”,并修改了“337条款”,但美国并不满足与此,结果促使了多边贸易体制中产生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但美国仍觉不满,随着推行“竞争性自由化”战略,美国在区域和双边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把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写入协定文本。     

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我国要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就应该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巴黎协定》之后,"自下而上"的UNFCCC外制度将快速发展,我国的气候话语权建设也不应只局限于UNFCCC,而应适时拓展。缘起于发达国家话语需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欧盟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符合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巴黎协定》的若干新规定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背书。虑及我国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适时将气候议题引入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具体内容的构建方面,应注意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地位,促进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强化气候领域的环境合作,有效提升我国对国际碳市场的话语力量。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税制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竞争是国际税收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税制的竞争力。近年来,各国提升国际税制竞争力的主要举措包括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加强税收协定中消极所得预提税税率的法律协调以及对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制度进行调整。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当在总结国内外国际税制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国际税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即加快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完善税收协定中的消极所得条款,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应对支柱二规则带来的挑战。     

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国际法问题

《国际卫生规则》是传染病控制方面唯一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卫生协定 ,但是 ,该规则仅规定了鼠疫、霍乱和黄热病这三类疾病。修订中的《国际卫生规则》加重了成员国的义务 ,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并在适当的时候修订我国的法律规范。我国在“非典”的预防和控制上应当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成员国进行有效的合作。预防和控制“非典”的隔绝与隔离措施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 ,并尊重人权     

汇率偏差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出口补贴——评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标志着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掀起新一波进攻狂潮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汇率偏差指控为支点,重心在于将汇率偏差等同于出口补贴。抛开汇率偏差在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中应由《IMF协定》及其授权的IMF辖制姑且不论,即便依WTO有关出口补贴的规则来审视,汇率偏差及其针对的人民币汇率不仅不在《SCM协定》规定的财政资助和收入支持涵盖范围之内,也没有授予中国出口产品和出口商以利益,而且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出于广泛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非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的事实上的出口补贴。《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虽标榜与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实际上与之相悖。正因为汇率补贴得不到WTO现有规则的支持,巴西2011年9月在WTO提议建立专门针对汇率偏差的反补贴制度,值得密切关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的理论展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最终必须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只有以制度作支撑，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实现和长期稳定的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创新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需要。随着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机制的“融入型”范式已经显得不适应，必然需要向“内生型”转变，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为此，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实现国内法律制度建设与国际法律制度完善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需求转化为国际制度和将国际制度转换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内化”能力，加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国际司法合作：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国际司法合作规则的引进是从对外签署有关的国际条约开始的．1987年．中国分别与法国和波兰缔结了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协定)，这标志着在中国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制度进程的启动。根据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有关司法协助和引渡的条约或协定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获得批准后则具有法律的效力。     

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新发展与中国因应

从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到欧盟委员会新近对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作出充分性决定,欧美间的数据博弈既反映了欧盟“权利本位”与美国“市场本位”的价值取向之争,又体现了欧盟利用“布鲁塞尔效应”扩大其监管力的基本策略。标准合同条款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也在新一轮数据博弈中对相关规则进行了更新。欧盟关于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调整在给中国企业的数据跨境传输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为中国数据保护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规则变革的浪潮下,中国应当倡导融合性价值取向,对内完善自身的数据跨境传输制度,对外加强数据传输的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对外保护战略的法律研究

以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对外战略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美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知识产权对外战略产生的必然原因,研究了美国知识产权对外战略的发展及主要内容。关国为实现自身经贸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强力推动知识产权对外战略,在国内法律和国际规则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架构,同时,整合了国内、国际资源,形成了“合纵连横”的实施策略。这对研究为什么我国一直面对美国知识产权压力,如何有效地做好对关知识产权应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自然人移动条款的法学评析

规定有自然人移动条款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10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订立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外国(或国际组织)订立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首个包含自然人移动条款内容的协定,意义重大。本文重点分析了这些条款的五个特点,并指出了该条款的两点不足:(1)没能充分反映从事贸易的自然人自由移动的要求;(2)缺乏对关于相关人士的配偶、子女家庭等往来和停留便利的规定。     

涉外法治视域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引入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开启了我国适度扩张人民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新时代。“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为国际法禁止,亦回应了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变迁,从而构成其作为中国主体性涉外法治话语的正当性依据。在涉外法律体系建设中,“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具备替代国内民事管辖规则的类推适用、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司法管辖规则以及填补必要管辖权功能空缺之体系效应。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出发,“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的适用,应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厘清联系标准的认定,并利用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法律制度对其合理限缩。作为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妥善实施“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不仅有助于维护本国民商事利益,也是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