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视角下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功能、效果与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依托自行组织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开辟了针对特定海外人士的国际交流新路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的实质是地方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创新工具,具有提供"内引式"交流平台,建立双向化沟通渠道,提升对外宣传辐射能级与范围的独特功能。从效果来看,建立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机制有助于提升地方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深化目标群体对本地发展的关注度和认同感,一些地方的会议还体现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不少地方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瓶颈,因此,应当通过将会议纳入地方对外交往的整体规划,不断创新互动形式,并适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增强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发展的动力并拓展其空间。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与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实践,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在全球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强劲势头。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不可少。中国要着力缩小当前"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中对内与对外、官方与学者、国内与国外的鸿沟,强化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之间的有效对接,确保"一带一路"话语内容的平衡和立体,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高质量走出去,加强对受众的细化了解和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和信心。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

主流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研究正在经历从"规范扩散"到"规范变动"的议程转变。在学派间范式辩论的背景下,相关研究从一开始便聚焦国际规范的传播与影响,展示体系规范对国家的社会化作用。学者们细致讨论了社会化与规范传播的过程机制与条件变量,并延伸到"反向"的规范退化问题。这些研究展示了单一规范的演进过程,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确立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学术地位。同时,社会化议程也日渐暴露出结构思维的僵化弊端及忽略规范自身变动等缺陷。为此,学者们正在进行一系列新探索,提出了实践转向、双向社会化等新思路,试图在强调规范进程复杂性与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研讨规范自身演进的机理。     

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1]

<正>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浅层到深度,从局部到全面,从获益到贡献,从加入到创制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不断深化参与国际体系     

胡锦涛:关键前程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5月26日开始的欧亚之行,包括了对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蒙古国的国事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峰会、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吹风会上评价说,胡锦涛主席此行“意义重大”。 中国新领导人欧亚之行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地缘战略层面,即增进与俄、哈、蒙的合作关系并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另个层面是与八国集团对话,这个对话会表明中国总体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思维正处于积极、明智的转型过程中。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正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要内涵。中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全球安全型、政治型、经济型和环境型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主动融入和积极创建的地区组织。研究表明,中国重非正式机制,西方重正式制度;中国重进程,西方重规章;中国重软约束,西方重硬约束;中国重开放性与包容性;西方重封闭性与排他性;中国重多元价值基础上的任务导向型合作;西方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责任分担。在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塑和议题重置过程中,中国应提升嵌入式议题设置能力,增加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的话语权,建立统一战线,推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共治的方向演变。     

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纪念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十周年

今年12月31日,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0周年纪念日.经过40年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五项原则巳经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并被普遍接受。这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展开,为国际秩序的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

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西方媒体对中国议题的"泛政治化"传播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屡遭"误读"而"失真"。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现实"与西方媒体的"妖魔建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从"防御型国际传播模式"到"主动型国际传播模式"的逐渐转换,有助于积极建构"和平发展"的整体国家形象。     

论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近年来,尽管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尤其是综合实力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中国在西方国家受众眼中的形象却有下降的趋势。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机制以及西方国家有意的诋毁与损害言论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此以外,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自我塑造的欠缺关联密切。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首先要厘清中国国家形象所表征的文化内涵,深入研究和了解西方受众的特点,与西方介质受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最为关键的是要培养既懂中国文化的内涵、又能融入当事国主流文化的对外文化交流人才。     

西方政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自1988年美国学者帕特南首先提出外交的“双层博弈”分忻模式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不仅关注国际博弈层面各国是如何奉行不同的外交政策而展开互动的，还在国内博弈层面关注一国的外交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     

建立国际经济援助新秩序需要国际经济民主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对经济规则与经济秩序的强势主导仍然相当明显。在国际援助领域,富裕的西方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并未使后者真正脱贫。其根源在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和超越纯粹经济范畴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及支撑传统资本主义"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功利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惟有实现国际经济民主化、建立国际经济援助新秩序,方能真正兼顾民生和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如何在对外援助领域既做到发展红利共享,又实现自身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21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张清敏教授访谈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国际上外交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外交学学科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今外交学研究为何繁荣?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学派?目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田叶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近年来主要研究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著有《当代中国外交》《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等。     

中国参与摩洛哥港口建设的前景与风险

正摩洛哥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交汇点与支撑点,中国通过摩洛哥可以将其市场和影响力同时投射非洲和欧洲,甚至扩展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但受到西方传统大国势力范围和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影响,中国仍需注意参与摩港口建设的潜在风险。中国参与地中海沿线国家港口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已经参与港口建设的地中海国家有埃及、以色列和希腊。     

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其"硬权力"基础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应当的国际责任、积极应对目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合理诉求。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和规则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问题。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并且逐步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形成今天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正是由于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而且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强势地位,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规则,基本上可以说也就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非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加以认同或抵制。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和事件由此而生。那么,什么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     

周恩来提出和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考察--纪念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十周年

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先后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加以确认和倡导。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长期以来,主导联合国维和建和的是生成于西方文明实践经验的自由和平规范。自由和平注重制度建设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注不足,让维和建和陷入维持和建设虚幻和平的困境。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经验蕴含被称作发展和平的规范。通过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发展和平在国际上传播并对维和建和规范体系产生影响。发展和平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进而消除维和建和东道国国内冲突的根源。发展和平弥补了自由和平的不足,两种和平规范可以互补共生。崛起的中国不仅仅是维和建和规范的学习者和接受者,还是供应者和传播者,发展和平是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