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步

正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三中全会这极不平凡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进取、求实开拓,完成了一系列实践、理论和政治准备,取得一系列新的改革重大成就,标志着党和国家为新时代初步构建起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实现了关键的历史性飞跃。新型国家治理体系新在党的全面领导上。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新型国家治理体系最大的政治前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

<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全面科学客观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黄金法则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措施和路径有许多,但其中的黄金法则只有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简称"三者有机统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作为黄金法则的"三者有机统一",当然不只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只有将三者统一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才称得上把握了"三者有机统一"的真谛,从而也才称得上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黄金法则。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条件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政治学理论与具体国情来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执政方式现代化;从互联网时代下执政环境的新变化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实现的现实条件;从国内外执政党利用互联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及其相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目标要求来看,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     

西方和谐政府理论及其借鉴

政府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体,在和谐社会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是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必须理性对待的问题。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和谐政府的权力基础;分权说设计了和谐政府运行的政治机制;责任制政府为实现和谐政府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治理理论则为政府实现政治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控制和引导。因此,科学地梳理和探索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发展的历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西方学者眼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就理论视角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就观察对象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发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预期之上,更多西方学者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的方案选择和理论的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论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构建的视角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被视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1],而"治理"这个词语在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和追赶西方现代化过程近两百年的当代中国也被赋予了既有传承又有拓展的新内涵。与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兴     

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国家治理由国家建构、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三部分内容构成。目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而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则需要采用实证方法,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类型学、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构成意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三大比较政治学流派中都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研究。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民主化转向"致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用"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研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同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则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     

西方“普世价值”的悖论及其现实危害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大肆宣扬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又背离、否定与颠覆这一"普世价值"。西方广泛推销、推行"普世价值",实质是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普遍化,在传播"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兜售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以维护和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国际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因此,西方"普世价值"的悖论,具有深刻的认识根源、实践根源和利益根源。揭示西方"普世价值"现实悖论的根源,洞悉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提高抵御西方价值渗透的自觉性,对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有裨益。     

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对比

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客观依据、实现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西方学者分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列宁主义革命意识或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关于"什么化",西方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结构、文化形式、民族精神、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相结合;关于"怎么化",西方学者考察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象上强调"四个分清",在客观依据上认同"三位一体",在实现机制研究中侧重"五大环节"。中西方学者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有截然迥异之处。     

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效用岌岌可危。     

千年政体论,今朝是与非

西方政体理论将政权是否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及是否受法律约束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把握住了理性人对政府的期许,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继续保持恒久生命力。反之,中国古代的"政道"理论,以如何帮助君主得天下、坐天下为旨归,以"成王败寇"的后果论作为判断标准,阻碍了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呼应,显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实现法治化,二者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