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表演者权利的限与放——以“旭日阳刚事件”为视角

“旭日阳刚事件”所反映的其实是著作权和表演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而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都不足以为表演者利益和公众利益提供足够的权利支撑。为此，我们应该适当扩张表演者权利，赋予表演者在尊重著作权人相关权利的条件下不经许可即可表演他人作品的权利，以此达到著作权人、公众、表演者等主体利益的平衡。     

关于完善我国表演者权立法的理论思考

表演者权是表演者对其艺术表演所享有的专有权。表演者通过表演向公众传播作品,使原作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演、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等作品与公众直接结合。表演也是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的基础。因而多数保护邻接权的国家都把表演者权作为邻接权保护的首要内容。     

数字作品作者精神权利——规范、技术和条约解读

数字环境下,作者精神权利的主体身份具有多重性,出现作者与作品使用者同化,甚至是数字技术与作者混同。与传统作品相比,数字作品精神权利客体具有虚拟性,其商业气息越来越浓,数字作品更容易被改动且不留痕迹,作者声誉保护还具有跨境特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也有利于保护作者声誉,提高作者知名度,甚至是保护读者利益,促进作者精神权保护。针对数字作品制作技术和数字作品传播技术给作者精神权利带来的威胁,首先应该从技术层面完善数字作品权利管理信息,保护数字作品作者身份及数字作品的完整性;其次,法律层面则应明确作者精神权利的司法管辖选择、法律适用,可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Trips协议等规定进行应对;最后,面对数字技术冲击,应贯彻作者精神权利与公共利益平衡原则,既要保护作者精神权利,又要促进产品和信息的流动。     

广告表演者连带责任之辨析——兼评《食品安全法》第55条

广告表演者尤其是社会名人在商业广告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在虚假荐证广告中的表演者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需要在明晰连带责任本质的基础之上，对不同类型广告中的表演者附以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在此基础上明确广告表演者的民事责任，在广告表演者和消费者之间取得权利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的荐证广告法律体系。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条款的修订——以三个典型案例的判决变化为视角

2012年6月成功缔结的《北京条约》首次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作出了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也以此为根据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文章通过对以现行《著作权法》为裁判根据的、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的三个典型案例的判决进行分析，并以《著作权法》修改二稿为标准对三案进行重新审视，探讨了修改草案对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根据判决的变化，对草案二稿第36条的规定进行了利弊分析，并就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问题提出了三点草案修改建议。     

特别声明

凡在本刊发表作品者,视为遵守以下约定:作者同意将该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翻译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本刊编辑部,本刊编辑部可以将上述权利转授给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使用费已包含在本刊所付一次性稿酬中。作者不再许可他人以任何形式使用该作品,但作者本人可以在其后继作品中引用(或翻译)该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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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魔术的作品属性

我国法律规定的魔术作品是指魔术的全部动作编排,包括可以被观众感知的部分以及观众无法感知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魔术,二者缺一不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要件之一是可复制性,可复制性要求作品能够被重复再现,从一份复制到多份。秘密性是魔术的生命力所在,这一点决定了魔术无法满足可复制性的要求。因此,魔术不能被纳入作品行列,可以利用商业秘密制度来保护魔术中未公开的动作编排。同时,有必要扩大表演者的范围,将表演者扩至表演非作品但具有公开娱乐性质的活动的人。基于此,可以借助表演者权来保护魔术演员的权利。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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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正本刊编辑部保留一切与本刊有关的著作权。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如无特殊声明,视为作者已同意将其作品著作权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和独家代理权授予本刊编辑部,上述权利包括作品的汇编权、发行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代理许可国内外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权。本刊编辑部关于上述权利的行使不再向作者支付报酬。     

论“六小龄童”诉蓝港在线侵犯“孙悟空”形象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人物形象的侵权已经拓展到网络游戏中。"六小龄童"认为游戏公司侵犯其表演者权、肖像权和商标权。就表演者权而言,"六小龄童"无法拿出足够证据证明"孙悟空"形象的唯一指向性,即普通民众看见"孙悟空"形象即认为是"六小龄童"。就肖像权而言,"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是非人形象,与其本人肖像相差太多。就商标权而言,如果游戏形象与商标相同或类似,则可以构成侵权。     

析邻接权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

本文是对现行中国著作权法中,邻接权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规范分析。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的权利,与邻接权人无涉;第二,表演者只能授权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权利,而不可能单独享有"自己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表演"的权利;第三,《著作权法》在录音录像制作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规定中,出现了漏洞;第四,区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与"发行"的关键在于理解音像制品与载体、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的区别;第五,广播组织不应该享有类似权利。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一）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我国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法.在立法和实践中已经规定和保护的人格权,应当继续予以肯定和完善,没有规定但是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也应当予以规定,例如信用权、形象权、知情权、环境权、平等就业权、信息权和商品化权等.在保护方法上,应当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与侵权请求权相配合,更好地保护我国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配偶权的具体内容探析

配偶权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代表观点。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应当根据其属性和特征加以厘清 ,具体应当包括 :同居权 ,住所商定权 ,忠实请求权 ,相互代理权和相互合作权。     

也论我国检察权的定位

检察权的定位不应脱离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国家权力架构,检察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应赋予检察权特定的含义,并把检察权就定位为检察权,它集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三位一体,是混合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三项权能性质不同,内涵各异,共同构建了我国完善的独具特色的检察制度。     

关于物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物权立法应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作出区分,并应对物上请求权、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取得时效、用益物权作出规定。物权行为理论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因而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这种理论。土地关乎农民的命运,因而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及抵押应谨慎行事。     

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定位

物权请求权的性质是什么,应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这一问题既关系到物权请求权本身立法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法典立法模式选择的问题.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在民法典总则中要规定关于请求权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民法典中请求权体系的统领和共同适用的通则.在区分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基础上分别在各编章构建请求权的体系.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诉权是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诉权又是救济性的基本人权。作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桥梁,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纽带,诉权的宪法化和宪法性为诉权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两个渠道,救济也相应地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层次:权利的救济导引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的诉权的救济导引出宪法诉讼。从保障诉权进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顺应世界各国整体性的走向和趋势,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     

肖像权三题简

肖像权是自然人享有的重要人身权。肖像利益是肖像权的客体,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角色形象不属于肖像权。肖像权包括肖像制作权、肖像使用权和肖像利益维护权。对肖像权的限制应限于法律明文规定。     

论可以指定辩护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

人民法院在指定与否上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可以指定辩护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应该明确可以指定辩护不是法院的权力而是义务，同时，明确近亲属的委托辩护应优位于法院的指定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对可以指定辩护的异议权和申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