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监狱社会化建设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给监狱提出了新的要求，监狱社会化是达成这种要求的重要途径之一。监狱社会化是行刑社会化的起点，其本质是行刑主体的社会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必然反映。目前我国监狱社会化还存在比较根本的缺陷，必须抓住监狱工作的关键环节，引入社会力量，形成联动机制，改变监狱运作的法律环境和“一只小狗拉雪橇”的被动地位。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监狱行刑社会化比较研究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认为，以保卫社会为首要任务，以罪犯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在分类关押的基础上，实行教育、矫正和累进处遇制度，同时坚持三种行刑方式，即从封闭式行刑到开放式行刑，缩小监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距，邀请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二是当今俄罗斯的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研究认为，俄罗斯与前苏联相比，在关于刑罚目的的规定上，取消了代表着行刑社会化目标的“再教育被判刑人”内容，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在关于剥夺自由刑行刑制度的规定上，行刑社会化精神明显，且种类多样，功能齐全，值得研究学习三是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向。本文在从行刑理念、行刑制度和行刑方式三个方面对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所有权社会化的考察与反思

所有权社会化是一种自视新潮的观点。其标志是所有权负有义务。但这是错误的。首先,所有权社会化思潮出现之前的法律文献也并非不讲公共利益;其次,“所有权承担义务”本身在法理上说不通;而这一理念一旦付诸实践,其表现令人心寒。值中国制定物权法之际,必须正本清源,树立正确的所有权观念。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年代,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是在我国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却出现了一种惟政治性的现象: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导向来实施,忽略了其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社会化趋势。因此,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继续指导中国的发展和前进,就必须转变观念,由惟政治性的倾向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     

罪刑法定理念下行刑社会化之思考

行刑社会化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行刑效益和行刑民主化的价值理念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主义、人权主义理念并行不悖。但我国目前行刑社会化观念还较为淡薄；监狱的整体布局缺乏合理性；监狱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封闭性管理模式，存在沟通途径不畅、社会帮教不力等问题。我们应该从行刑观念社会化、场所社会化、主体社会化和内容社会化等方面促进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现。     

监狱工作社会化的理性思考

监狱是国家的窗口、文明的窗口。监狱的发展应当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当今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传统的封闭式的监狱行刑模式显然难以适应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监狱工作社会化已成当务之急。一、监狱工作社会化的历史背景1、监狱工作社会化是改造罪犯的需要     

社会化搜索初探

当前在搜索领域里正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那就是社会化搜索。社会化搜索是搜索引擎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搜索引擎从其开始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化特征,可以说社会化是搜索引擎的本质属性之一。社会的概念融入软件,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各种迹象表明,社会化搜索正渐成为一种主流。而当其社会化本质日益展开的时候,对搜索公司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坚持异质性。     

中国“富二代”的社会化偏差及其矫正对策

“富二代”群体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吸引着社会公众的视野,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公众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试用社会化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富二代”出现社会化偏差的表现,并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分析了产生社会化偏差的原因,相应地提出了应对中国“富二代”的社会化偏差的对策建议.     

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读玛莎·费丽默《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经典现实主义和经典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即国家利益本身是什么,其来源如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二方面,即国家间利益关系如何的问题。国家利益在现实主义手中变成了一种静态的可计算的存在,但是却忽略了国家利益本身是在互动中构建起来的。玛莎·费丽默将社会化概念引进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社会化,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身份和认同,这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因果分析法,而且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不仅仅是通过约束具有既定偏好的国家的行动,而且通过改变偏好来改变国家行为。     

“礼”与“法”之源——试析古代法律文化“义、仁”观及其整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是世界文化及中华文化的一座含金量极高的宝库，凭“仁”德为其内涵的精粹，以“礼”、“法”的外延构筑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体系     

私法社会化的反思与批判——社会法学的视角

社会法不属于特别私法,也非私法社会化的表现形态,而为第三法域;早期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私法,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私法要素,社会化表现微弱;加世纪以来,私法以"外接"与"内设"两种形态回应法的社会化要求;当代私法与私法学面临困境,私法将保持传统,不应、不能彻底社会化,社会法为实现向纵深发展的法律社会化的主要工具。~①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私法社会化了吗？——高科技条件下民法价值取向的再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活动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私法社会化成为一种新兴的法学思潮与立法实践。但如果我们从“权利本位”之私法价值取向出发,对私法社会化的思潮进行解析,不难发现其内涵不过是传统私法的个人本位或者说权利本位应受到限制,私法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并未改变。即使是在高新技术条件下,私法的发展也不过是更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调和,权利始终是私法关注的根本。     

经济法的社会力学原理分析

法律是一个社会变迁最明显的标志，它既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推动的结果，又体现和规制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状态。从70年代开始，西方法理学界在关注和审视，一种体现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新的法律现象，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将其称之为“回应型法”，昂格尔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社会法②，弗里德曼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法治③作者认为，这种新的法律现象便是经济法，它基于当今西方国家社会力量复杂的制衡而产生。本文立足于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探讨，以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为主线，以国家和社会①作为基本的社会力学主体，从经济力、政治力…     

私主体权利本位论——民法论坛一新说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本位,只是现代民法带些社会化倾向。近、现代民法及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申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不为本位的,这是由民法的私法性视角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民法作为私法的主干才可与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本位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     

赌博罪：刑事犯还是行政犯——澳门立法的启示及借鉴

传统赌博罪作为刑事犯,被质疑“法益阙如”,但立法者却未将之“除罪化”.赌博罪法益只能是国家法益,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犯而非刑事犯.澳门刑法采取这种立法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刑事犯赌博罪的法益表面上属社会法益或个人法益,但其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却倾向于国家法益,这表明传统赌博罪是“法益错位”,而非“法益阙如”.应进行立法修改以完成“法益转向”,同时建立配套制度以防止赌博罪转化为行政犯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关于监狱工作社会化若干问题的研究

监狱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工作离不开社会有关部门的支持。监狱工作社会化是指监狱机关在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力量促进罪犯改造的各种手段的总和。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实践依据。在现实背景下，为贯彻落实“首要标准”，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使监狱工作整体协调发展，适应国际行刑社会化发展趋势，必须大力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要克服当前对监狱工作社会化认识不足、社会资源运用不足、体制机制不顺以及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的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需要各级领导重视监狱工作社会化，理顺监狱工作社会化的体制机制，完善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的法制环境。同时监狱机关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监狱工作。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的特征是：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异乡人的共同体”属性的“帮”为基本力量的多元化局面；在手段与途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在暴力解纷倾向中寻求和平的协商与参与机制；在规则依据方面形成了以“业”为核心的“习惯”、“帮规”与国家法相互渗透、相互磨合的“交织的法网”格局。其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以“帮”的权力与权威的具体运作为“共同体的自治”的内在机理。在注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化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