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价值观的形成、冲突与融合

随着因特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价值观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网络价值观是反映网络对于人的意义或效应，它通过内生性、强制性、引诱性的方式形成，并且在形成过程中，网络价值观发生了个体价值现与集体价值观、商品化价值观与共享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为此，我们应通过网络文化、网络社会的全球市场等途径化解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网络价值观走向融合。     

行政人员:"经济人"还是"公共人"?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从事经济活动的现实人的本质抽象。理性、自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理论把政府听个人理解为“经济人”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和行使的行政人员应该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应该是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决不应该是“经济人”。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责任与能力提升

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关系在重组中容易诱发冲突，甚至引发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政府的责任承载能力和应对能力是决定公共危机事件走向的关键。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地减少危机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话题。     

公共生活的追忆与良序社会的可能

为现代良序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核心价值，大多与公共生活有关。在民主共和政治构架中策划重建公共交往、恢复公共自主，展现出通往良序社会的一种可能。以公共交往拓展公共生活空间、消除“自我”的封闭、唤醒尘封的公共关切，恢复公共性’的供给，才能在这个充满分歧与不平等的社会世界中调和冲突，延续共和、和谐、自由与公正的理想。     

论作为"公共人"的行政人员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领域活动中的现实人的本质的抽象。理性、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本文认为,该理论对政府中的个人作“经济人”理解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行政人员应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者,应该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论公民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培育

公民公共意识的产生源于个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在不断适应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演化出了类型各异的规范体系或公共意识。公共生活是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公共意识是指人们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认识和行为的自觉性,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的,是人们对所处的公共场合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决定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公共意识教育则需要围绕民主、自由、平等、法律与秩序,责任与诚信的维度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公民公共意识提升得以实现。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之管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步伐。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还是文化方面，都与以往相比有着深刻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学校的教育也受到了社会的冲击，道德领域中新旧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甚至使人迷茫和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性和科学性，不仅可以梳理和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还可以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和人们清晰明确的价值观念。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前中国的境遇及其出路

将从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就必须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国情及农村实际相结合,提高乡村干部的信任度和政治权威,有效整合家族、企业及各种乡村中介等组织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克服对基层政权的权威束缚与资源依赖,进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论公共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的完善

当代经济学把社会经济主体分为公共经济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两大类．与之对应的就是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公共经济部门是指在公共财政支持下．专门从事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包括政府、社区、赋予特定资格的私人企业等。公共经济部门作为非营利性的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生产部门”，其所需资金主要依赖于公共财政投入。     

论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管

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新途径，网络舆情的多元和复杂引起了各级监管部门和广大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有效监控，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科学监控，可以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网络舆情，真正使互联网成为公民理性诉求的平台。     

“钓鱼执法”：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政府应该成为社会矛盾的化解者，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捍卫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有利的助手，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行为方式与执法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政府行为，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滥用的过程。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显现了我国某些领域公共权力的滥用，反映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住房观与健全人民政府的职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住房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说明了住房是人的基本需求.为此,一个健全的政府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眼界和习惯思维,合理限制资本,用政府的逻辑牵着资本的逻辑走,坚决履行政府的社会职能.这也决定了住房是政府应该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之一.     

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理性途径——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建设节约型政府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节约型政府应是廉价型政府、战略型政府和高绩效政府。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理性途径。然而,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时代和社会背景,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需要注意并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矛盾、互动与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个权利 ——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思考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层矛盾的状态。其中一个矛盾就是“公”和“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现实里几乎达到了一个异常尖锐和时有爆发冲突的地步。其核心还是一个如何理解“公”和“私”以及“利”与“益”的概念、范畴和内涵的问题。经过研究得出四个结论：一是“公”和“私”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依存还相互运动的范畴，二是“力”和“利”是一对内涵、方向和程度不同甚至对立与互换的范畴，三是人类社会发展是“公共领域”与“私个权利”两极连续摆动的结果，四是政府要为治理“公共领域”及其资源做出新制度的设想、设计和设施。其结论是，“公共”和“私个”的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但更是未来的。问题是，只有把它们彻底认识了，才能最终科学地把握它们。     

制度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汪玉凯教授认为，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最关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体现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谐。而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公共治理的和谐。由此可见，政府在和谐的社会构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社会心态:从个体到全体的形成路径

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物,社会心态起源于个体应对人生三大基本冲突的认知与心理反应:个体内在冲突、个体间冲突和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以此为基础,在无数个体之间有意或无意的互动中发酵与传导,最终扩散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要培育社会心态,必然要从对社会个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入手,帮助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与积极向上,然后经由无数个人、群体和组织等有意识的教育与宣传,最终转化为良好的社会心态。     

我国公共领导者的冲突化解能力问题研究

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使传统的行政领导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公共领导成为区别于传统领导的新模式而备受关注。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社会环境下,从冲突化解角度研究公共领导者的能力是十分现实而且必要的。目前我国公共领导者在冲突化解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冲突的认识偏差、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缺失、战略性思想不足和协调能力差等问题,提升公共领导者冲突化解能力的思路包括决策准,执行稳;勤沟通,重互动;抓时机,辟谣传;重回馈,善后好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