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及发展趋势——反腐败的法治认同功能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反腐败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腐败涵义的诠释较多,但对反腐败涵义的诠释重视不够。反腐败是人类维护和改善共同体生活的一种斗争形式,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组织都可能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反腐败的本质是通过规范权力运用以塑造社会,反腐败的未来发展是充分实现其法治认同功能。深入探察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可以为反腐败的"标本兼治"提供有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反腐败理论发展与启示

<正>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反腐败、由谁领导反腐败、依靠谁反腐败、怎样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个主题,紧密结合反腐败斗争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反腐败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华章,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败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6条专门部署"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充分表明其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可分解为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的三个方面——反腐败体制创新、反腐败机制创新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它们分别指向"谁反腐败"、"怎么反腐败"、"凭什么反腐败"这三个问题。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出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这个重点,强化法治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对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浅析

毛泽东关于反腐败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发动人民群众反腐败是毛泽东反腐败的重要方式,也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原因、途径和效果以及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我们今天反腐败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败教育战略

为了有效地反腐败,香港廉政公署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执行、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的战略,而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宣传廉政公署的反腐败职能,提高社会民众关于反腐败的知识,动员社会民众参与反腐败,通过营造社会大环境增加腐败者的成本.香港廉政公署通过实施反腐败教育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民众对腐败有了基本认识,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战略,为我国的反腐败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共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对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创新

中共从十三大到十八大的报告都对反腐败做出了重要论述,其中可以看出,党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反腐败工作的地位逐步提升、反腐败的措施日臻完善等,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所体现的反腐败理论创新的演变特点可以概括为:始终强调反腐败对巩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意义;始终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反腐败工作的现状;始终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90年反腐败的基本经验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标本兼治反腐败;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制定反腐败方针政策;始终坚持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     

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

一个反腐败成功条件的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五个必要条件: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反腐败法律(立法)、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执法)、反腐败战略、人民大众的支持。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改革的方案应是纵向垂直、横向整合、授权充分、分步实施。一是对反腐败机构内部进行垂直化改革;二是对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改革;三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立法对反腐败机构进行充分授权;四是通过体制改革设置与反腐败机构权力对应的外部和内部制约机制;五是对党纪和法律的某些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     

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

一个反腐败成功条件的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五个必要条件: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反腐败法律(立法)、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执法)、反腐败战略、人民大众的支持。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反腐败机构和体制。改革的方案应是纵向垂直、横向整合、授权充分、分步实施。一是对反腐败机构内部进行垂直化改革;二是对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改革;三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立法对反腐败机构进行充分授权;四是通过体制改革设置与反腐败机构权力对应的外部和内部制约机制;五是对党纪和法律的某些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     

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新常态,以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是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构建起严密的反腐败立法体系是推进反腐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对国家反腐败治理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是由反腐败立法的客观实践和监察法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围绕监察法这个体系中心,通过国家立法对反腐败重点领域进行控制,以社会法规范作为体系延展补充,最终推进反腐败混合法治理体系的形成。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格局

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严峻课题,必须从现阶段中国反腐败的特殊性出发,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格局,尤其要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中的发展民主与坚持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的关系,构筑反腐败的思想文化基础,建立和强化反腐败的长效机制,从而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抑制和克服腐败。     

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公众信心与反腐败机构改革:基于香港案例的分析

重视公众信心的获取与维持,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主要原因,也是香港反腐败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公众对于反腐败机构历次信心危机,是香港反腐败机构改革的动因与契机。对反腐败机构的公众信心主要涵括其公正履职、反腐效能、反腐特权不被滥用三个方面,并由此决定了反腐败机构改革的基本逻辑,即确保反腐效能前提下力求独立公正以及权责平衡。对于反腐败机构的公众信心是反腐败制度得以存在并维持的基石。香港地区反腐败机构的基本价值与改革逻辑,可以为当前中国反腐败机构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完善中国反腐败体制和机制的几点建议

国际廉政理论认为,可以从反腐败机构、反腐败战略和反腐败法律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依照这一框架,可以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状况,特别是现有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简要评估。     

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

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与运动反腐败模式和权力反腐败模式相比,制度反腐模式有着发挥作用过程长而稳定,避免大起大落,有利于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总成本不高,总收益较大等优点。为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着手从反腐败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导向机制等方面加强建设,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完善执政党反腐败动力机制的多维思考

反腐败的主体动力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论"思想是现代民主社会反腐败的基本理论依据。从我国国情出发,完善执政党的反腐败动力机制,就是针对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唯物史观和系统思维为指导,以突出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和动力作用为核心,重点把握反腐败系统中影响运转动力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协调互补、制约互动关系,从激活主体动力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反腐败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作用。     

反腐败与廉政建设问题三议

本文围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话题,提出了三个议题:其一,对我国开展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势应该作客观评价——不能对党领导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妄自菲薄;其二,要高度重视和珍惜政治资源——不能将党中央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文件束之高阁;其三,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必须突出一个"实"字——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不能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德法并举,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为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法治为反腐败提供了法律武器,德治为反腐败提供了道德支持,德法并举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新举措。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

正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需要实行反腐败再平衡策略,这就是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就与挑战的分析,力图找到影响反腐败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平衡因素,并提出反腐败斗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路径选择: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消除政治隐患与消除经济社会     

习近平反腐败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反腐败重要论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腐观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反腐败与改革协同推进,制度建设是主线,以法治的思维方式反腐败。研究习近平反腐败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对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