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中的权力、权利及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以《刑事诉讼法》颁布和行使为标准,把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订之前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中的权力和权利及其关系都有所不同。2013年生效的新《刑诉法》中权力和权利是建立在旧《刑诉法》基础上的,整个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限制权力和扩大权利的历史。在法学科中,权力和权利关系最为集中的就是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与人权保障关系密切,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情况,就直接反映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平,因此有西方学者把《刑事诉讼法》比喻为《宪法》的振荡器,我国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先生将其比喻为一艘船的桅杆。在我国六十多年《刑事诉讼法》发展中,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博弈。让我们循着这条主线,以法律的修改为阶段划分的标准,来窥视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变迁及其规律。     

法文化"二元冲突"的传统法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存在"二元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法文化观念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排拒.主要表现为"礼治"等级特殊性原则与法律普遍平等性原则的冲突;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的冲突;程序正义观念与程序虚无观念的冲突;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与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的冲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审视——以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为视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进入监察法实施阶段,改革工作的展开需要注重对权力的制衡。现行的改革文件及监察法在对待权力上出现了重扩张轻制约的倾向,这是权力至上思维在改革中的延续,为防止可能引发的权力失衡与权力腐败,应该将权利思维引入,改革引入权利思维符合国家治理民主化、人权保障以及控权原则,尤其是权利自身的防御权能对防止权力腐败与权力失衡效果显著。权力与权利之间是互补关系,权利来源于权力的博弈,权利是权力扩张的自然界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展开应该综合两者的优势,以理性态度注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司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权利--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

权利 (right)和权力 (power)是政治学、法学等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最常使用的两个术语 ,代表着这些学科中两个最基本的、重要的范畴。权利和权力是一对矛盾吗 ?权利和权力是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 ?权利难道不是一种权力吗 ?权力 (至少是法律上的 )难道不也是一种权利吗 ?权利和权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 :权利不等于权力 ,即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权利 ,或都可被认为是权利 ,但权利也并非是与权力无关的东西 ,权利本身也是一种权力 ,只不过总是被把它叫做权利的人或人们认为是正当的权力而已。什么是权力 ?…     

律师帮助制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护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是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属于法律帮助权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权利,其对侦查的积极影响在于保障人权和限制侦查权力的恣意,消极影响在于增加侦查负担和防碍侦查进行。因此,其内容的界定应遵循开放性和限制性两个原则,并参照国际通行的规定,对我国的律师帮助制度进行修改。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实质课税原则的相关法律问题

实质课税原则在德国以"经济观察法"的形式出现后,成为实现税收公平正义的重要税法原则。我国虽然没有直接在有关税收法律中确立实质课税原则,但从法律赋予征税机关合理调整纳税人某些行为的应纳税额的权力看,这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界限包括两方面,即防止税收行政权力滥用之界限和纳税人权利保障之界限。     

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政治逻辑

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其被赋予和行使的政治权力、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政治生态而得以清晰呈现的。基层一线党代表发挥作用要以政治权力为工具，其权力的获取、权力的行使与权力的边界要遵循权力授受原则、权力运行原则和权力控制原则。推进基层一线党代表作用的有效发挥要重视党代表的权利设计和权利保障，使党代表的法定资格真正以法定权利作支撑。而要在现行政治生态中为党代表发挥作用留足发展空间，就要相应推进党内空间、国家空间、社会空间、舆论空间的建构。     

论权利本位观与《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现行《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受保护的密度以及受保护的保障机制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认为以现代权利本位观作为《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与加入WTO的共同要求。从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确认违法机制、赔偿决定程序、以及赔偿执行程序等方面完善《国家赔偿法》以便扩展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增加权利受保护的密度和增强权利受保护的保障机制。     

浅论我国违宪行为的成因及预防

本文从宪法的起源、特征、目的及权力与权利的归责原则四个方面入手 ,论证了宪法的价值在于通过限制权力以保障权利 ,得出了“只有权力主体才能成为违宪主体”的结论 ,并对违宪主体的概念作了界定。认为我国违宪行为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宪法的稳定性与国家行为的活跃性之间的矛盾 ;宪法本身不够完善 ;缺乏保障宪法实施的程序 ;宪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够。提出了预防和减少违宪行为的对策。     

变革中的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研究

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承袭过去政府与学生间的关系,以高校权力本位和学生义务本位为特征。伴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都对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做出了新的回应。在这种趋势下,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通过增设条款和修改条款的方式,在立法理念、高校权力规制和对学生权利保护三个方面对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进行了新定义。在实践与理论、立法与司法共同作用下的校生法律关系变革过程中,我们要对高校的校规保留问题引起重视,并要尽快突破学生权利司法保障中的阻碍。     

试论行政相对人权利

本文主要探讨了行政相对人权力的定位及其内容。对于前者笔者从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权利的关系及其与宪法权利的区别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对于后者笔者则归纳为自由权、受益权、程序权及司法救济权等几个方面     

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比较

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天赋权利,必须将权力分离,以权力来制约权力。在此基础上洛克创立了权力分立原则,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两人的分权理论为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监察法留置措施的比例原则契合

比例原则又称为"过度禁止原则",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从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背景出发,留置措施作为《监察法》中唯一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一项严厉调查措施,理应与比例原则相契合。但现行监察法留置措施并未实现这种契合。应当修改并增加相关条款实现留置场所特定化、留置对象明确化、适用条件具体化、留置时限梯级化以完善留置措施。     

制宪权问题再思考

对制宪权问题的思考,应当从有利于我国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宪政秩序的需要出发.制宪权应当具有"制定"与"修改"的双重处分权能.制宪权在性质上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层次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宪权主体具有内在一致性.     

论劳动者核心权利的刑法保护

在由绝对法调整劳动关系的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的核心权利,是参加工会的权力、集体谈判权力、产业行动权力和民主管理权。该核心权利所受一国法律保护的力度大与小,直接制约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行使。因此,劳动者的核心权利,特别需要作为"最后屏障"的刑法加以保护。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侦查比例原则论

源自警察权力限制要求的侦查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方面。适当性原则要求侦查措施必须与侦查目的紧密关联，必要性原则表现为强制侦查作为任意侦查的例外形态而存在，狭义比例原则以权利保障为取向，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利益与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平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尚没有充分体现侦查比例原则。从法治国家建设方略和人权保障要求出发，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确立侦查比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