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伟大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共同富裕思想的伟大创新,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境界.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把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把共同富裕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联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战略安排和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规划,创造性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纳入到实现共同富裕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作出了创新性的理解,并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将推动分配实践实现重大创新.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样态要求与建构逻辑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引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三个层面的样态要求：个体层面表现为理性平和的心态、热情饱满的状态、努力奋斗的姿态，社会层面表现为对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社会文明程度的全面提高、精神消费层次的普遍提升，国家层面表现为中国精神自信自强、中国价值深入人心、中国力量充分彰显。要扎实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依循“充足、满足、知足”的逻辑进路，坚持“共享、共情、共建”的建构原则，形成“党员发动、榜样带动、组织推动”的精神文化发展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当前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现在有不少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大加追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质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二者的关系:一是肯定二者都属于当代世界左翼进步力量,二是从源流关系上说明二者“同源而不同流”,三是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斗争策略手段、基本理论认识等方面分析二者的根本分歧和本质区别,四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和当代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区别,五是探讨二者相互学习和借鉴的问题.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从中国与“天下大势”解读”中国模式”

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北京共识”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竞相谈论的话题。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外政治家和学者视野中的另一种话语形式。“中国模式”造福于中国与世界，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本文将“中国模式”置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这段很不寻常的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天下大势”中作一审视与解读。     

坚定行进在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道路上——2022年外国共产党的新发展与新动向

2022年，外国共产党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多国共产党隆重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苏联成立100周年等系列活动。多国共产党参加国内各层级选举，但支持率普遍下滑，整体成绩惨淡。多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总结阶段性发展工作，为未来发展确定方向和目标。外国共产党积极加强联系与沟通，谋求共识与合作，但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分歧也导致相关矛盾冲突凸显。外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不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面向未来，各国共产党唯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才能最大程度地弥合分歧、实现协作，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不断走向振兴。     

考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标注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样态、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需从社会性质之维、现代性之维、人类文明之维进行全面考量。在社会性质之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逻辑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最高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达样态。在现代性之维，“新发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它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突破规避了西方现代性之殇，对现代化“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推进体现了特殊的实践逻辑。在人类文明之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蕴涵和意义旨归。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西方旧文明逻辑的超越中彰显新文明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的最高旨趣，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深远性和世界引领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行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来，之所以能深刻地改变世界是因为：它创立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方向和道路；其理论品质使其能够超越历史和地域局限，成为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是因为：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能够正确把握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能够准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能够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指引中国成功实现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转变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更重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把解决国际问题放在了突出地位，使中国为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发展、与中国利益交融不断加强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戒备也有所加深。主要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和分歧同步上升。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存在不同解读与期待。     

德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同志关于“要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之道的深刻阐述，是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方略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和升华。面对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中国梦视域下的民众政治认同与道路自信的提升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民众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认同与恒久自信。伴随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部分民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建设绩效认同、制度认同和主导价值观认同方面遭遇了困境。要凝聚社会共识,增强道路认同,迫切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动民主政治、执政伦理、社会公正、中国精神的建设与弘扬,以提升民众对中国走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自信、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自信、走改革创新民族自强道路的自信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自信。     

少年“强索”类案件适用法律的探讨

所谓“少年强素类”案件，是指行为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采取语言威胁或暴力手段，用强素、硬要、假借、明寺、敲诈、劫取等方式，公开非法获取财物的案件。司法人员办理此类案件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刑罚等方面，认识颇有分歧，处理不尽相同，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讨，予以规范。少年“强索”类案件有以下一些特点：1、作案时成群结伙。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2、作案的随意性大。作案时很少有预谋和特定对象，往往是几人凑在一起外出游荡时，碰到可欺的对象，临时起意，动手作案；3、作案不考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意蕴

“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反映，深刻体现了贯穿这一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民至上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红线和新时代发展的实践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自信自立是这一思想的鲜明特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反映，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守正创新是这一思想的理论品格，是立足现实，坚持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辩证统一的必然结论；问题导向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品质，标注了这一思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系统观念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原理的实践概括，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胸怀天下是态度境界，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世界”观，体现了这一思想的进境和价值意蕴。     

“一带一路”是欧亚非的共同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同时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发展战略,它不仅植根于古代先民基于勇气与智慧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而且也适应了当代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共同需要,更是包容性塑造外交的伟大实践。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矛盾、分歧,但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以聚焦共同发展的方式为各国认识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通过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塑造理念,为管控、弥合、化解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途径。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的相关国家有能力在古代先民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以平等、均衡化的原则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同时促进沿线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也需要我们具有包容性塑造的目标自信、理念自信。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统一国际铁路运输法律体系的构建

由于《国际货协》和《国际货约》两大铁路运输规则体系并存，亚欧大陆间的铁路货物运输无法在一个统一的铁路运输规则体系下运行，有关国际组织和亚欧大陆各国一直寻求克服由此带来的障碍。中国作为亚欧大陆间铁路运输货物的最大来源地和铁路运输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铁路法的统一化和“统一铁路法”的立法进程。鉴于一些国家对“统一铁路法”心存疑虑，中国也需考虑其它实现路径，如加入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及《国际货约》规则体系、推动铁路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入《国际货约》规则体系两个并行方案，以及联合相关国家提出国际铁路货物运输领域新的统一立法替代方案。     

全球治理向何处去——加拿大和中国视角之对比

加拿大和中国在治理方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全球治理方式都为国内文化所塑造。由于很多共同的或不同的原因，这两个在“块头”上令人瞩目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偏好秩序与稳定。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探索与创新

共同富裕思想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教条 ,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 ,都对其进行了丰富、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实现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     

对新形势下推动“中印关系模式”的初步思考

<正>印度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十分独特,中印关系兼具多重属性。印既是能与中国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国家,又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关键邻国;既在双多边场合中对中国开展合作与借重,又在战略上视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既利用美西方对中国进行牵制,又自主、自立和自尊,立足让自己坐大,拒当他国反华棋子。在多年实践中,中印两国逐渐摸索出一种相邻大国之间独特的相处之道,可称为"中印关系模式":即在领土主权和战略信条上存在重大分歧背景下,两大邻国仍能有力管控有关     

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评析

近年来，在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内容的“政党转型”过程中，民进党对其“中国政策”①作了相应调整，使之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拟对民进党近期大陆政策调整及其原因、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发展趋势。民进党整个大陆政策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其一是理念与立场层次，主要涉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定位；其二是政策与执行层面，主要涉及如何处理两岸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前者为政治理论基础，是决定性的；后者为政策实践，是从属性的。该党大陆政策的调整也是从上述两…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