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之司法审查

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司法审查是近来行政法学界关心的热点。学者们对非诉行政案件是否需要审查以及审查的标准和限度作了大量的探讨,见仁见智。1999年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从理论上来看,缺陷依旧存在。     

“官告民”诉讼制度设立之构想——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程序改造与完善

随着我国行政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强和行政审判工作的深入开展，非诉行政行为的执行已经成为人民法院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什么是非诉执行案件？人民法院要不要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如何进行审查？审查标准如何确定？审查程序如何设置？这些问题理论上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也做法不一，这严重影响到非诉行政行     

浅析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

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较大争议。笔者首先对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对目前我国该制度运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总结和探讨,最后提出设想如下: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确定其适用范围;起诉条件理应与普通的行政诉讼有所区分;审级和判决形式跟行政执行诉讼有所区别。     

新时代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模式研究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上来看,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范畴。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主要配置给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极少具有强制执行权,这种权力配置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未有效实现立法者设计这种模式的初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应遵循法、理、情的相互统一。在尊重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轨制"的基本模式下,应根据行政性标准和重大性标准,适度减少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类型,努力增加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类型,进一步改进和规范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模式,全面推进和不断创新行政非诉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反倾销行政诉讼案件审查标准探讨

我国反倾销案件对法律问题的审查采用合理标准可行性的主要理由为:符合《WTO反倾销协定》的基本精神,符合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现状。我国在反倾销案件事实问题审查上可采用的两项原则是:行政记录规则或案卷记录排他主义和最佳信息规则。美国对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是“实质性证据标准”和“专横、任性、滥用权利标准”。欧盟的审查标准是法律不干预或者不代替应该由欧盟行政机关来做的裁定。《WTO反倾销协定》没有规定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只是要求提供“客观、公正”的审查。对比来看,合理性是普遍采用的标准,它也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改革的方向。     

创新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目前仅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应通过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对行政机关提供的、除宪法和基本法律以外的、任何用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法律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能否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行政诉讼审查的适当性

行政诉讼审查的适当性是指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审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审查体系,架构合理的审查模式,有必要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分别确立适当的标准和范围。     

论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和第66条规定了行政不停止执行原则,并在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4条进一步详细阐述,但是随着实质法治国家的到来,该原则并不适应其发展。故在借鉴德日行政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基础上,依赖诉讼类型的划分,从形式、实质审查到权利救济重构我国不停止执行原则。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以十堰法官被刺事件为例北大核心

十堰法官被刺事件的成因折射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程序繁琐,非诉机制不能保障公平且效率低下,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缺少衔接、协调规则。为此,应减少解决劳动争议必经的法定程序;回归工会劳动者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引入政府参与的三方机制,采用仲裁自愿原则并全面实行"一裁终局";构建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的各种衔接协调规则。只有这样改革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避免类似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十六天的“台湾金钱外交”闹剧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新任总理梅克雷·莫劳塔7月21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政府于7月5日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无效，不予承认。在这份声明中．莫劳塔说，他审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文件，进而宣布：“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一直执行的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常程序，在同台湾建交问题上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他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国家关系的政策没有改变”、“对前任企图用不正当的方式和台湾建立正式外…     

试论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定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刚刚起步的现实 ,但存在一定缺陷 ,应当通过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确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确立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标准等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新民诉法视野下的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现象,一度沦为"休眠程序"。在新民事诉讼法的视野下,增加了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制度、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但依然存在些许的不足之处,为了真正实现立法目的,充分发挥督促程序的价值和功能,应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中的制度设计、加强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具体操作、明确对债务人异议审查的标准,以摆脱实践困局中要解决的问题。     

对行政法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问题的探讨

当前,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法规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受到了质疑。从外国的行政审判理论与实践来看,各种效力层级不同的行政立法对法院并无绝对的约束力,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均可以对它们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查,因而它们不具有行政审判依据地位。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行政法规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规范,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法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是违反宪法的,应当予以纠正。     

行政许可事后监管事关全局——以煤炭资源开采行政许可监管为例

"重事前许可、轻事后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一直是我国行政许可制度运行中的一大弊病。近年来,公共资源监管最为薄弱的煤炭资源开采,因行政许可监管的疏漏而出现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屡禁不止。煤炭资源开采的许可监管存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监管的主体多,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门槛低,产权不清和地方保护主义。完善我国行政许可监管的对策:统一煤矿开采许可法律规范,明确各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将安全条件作为煤矿开采许可的前置条件;明确行政许可监管机关的法律责任和规定以书面审查为主、实地检查为辅的检查方式。     

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 ,但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 ,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渐严重 ,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 ,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 ;在国家赔偿方面 ,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济”的原则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反思

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中,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配置不科学,审查裁决欠缺刚性约束力,未赋予被羁押人对裁决的救济权,缺少审查相关的证据规则;在其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被羁押人有选择性的审查,忽视对被羁押人的社会危险性审查,审查评估标准不统一、不合理,致使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减少违法、不当羁押的立法目的,亟待立法和司法实践加以完善。     

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之可行性理论分析

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对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制度上的缺失不等于现实中的虚无,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可适用调解对行政案件的顺利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死刑适用中的自由裁量

在死刑适用中,对于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难以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需要刑事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国家的死刑政策,准确把握刑法关于死刑适用的标准,尽量参照死刑案件的先例判决,在综合全案情节尤其是考虑从轻情节在整个案件情节中的地位、人民群众的反响强烈程度、民愤的大小、社会治安状况的基础上,做出是否适用死刑、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判断。     

“政治审查”的历史演进考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学习苏共的政治审查经验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和干部队伍,加强了党组织建设,纯化了干部党员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审查拓展到干部和人才管理各方面,包括学校招生、部队征兵、企业招工、出国留学等领域,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文革"时期,政治审查出现"唯成分论"的极端演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审查在纠偏中发展创新,审查标准更多地强调本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不仅考虑政治因素,也考虑个人能力。     

电影审查:从幕后走向台前

在我国,作为政府履行对电影事业管理职权之一的电影审查,一向是在尚未立法的背景下“幕后”进行的。因此,电影圈内外难免不时有某某影片被大删、大改或被禁演的传言,也容易招惹海外的一些无根据的猜测或责难。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电影事业管理局负责草拟的《电影审查条例(草案)》已经成稿,眼下正在电影界内征询意见、修改充实。负责这项法规起草的专家们认为:电影审查条例的制定,使电影审查标准公开化,审查机构及权限更体现出群众性、民主性和权威性。有法可依给电影家们提供了更广阔、更明确的自由度。这意味着,我国电影审查将从幕后走向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