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心肺死亡不再是界定死亡最科学的标准,脑死亡应运而生。脑死亡标准的确立,为扩大器官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但绝不像所想象那种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脑死亡标准的意义在于确立一种更为可续的死亡观念,为公民提供一种自由选择的法律保障。     

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法律问题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发展中一项重要的现代医学技术,有效提高了病体存活率和个体生命质量,但我国器官移植供体严重匮乏,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无法及时摆脱病痛困扰。因器官移植供体因素带来了司法鉴定检材易质、非法摘取活体器官、供体资源无效配置、器官商业化倾向、死刑犯尸体器官不当使用等诸多法律问题。建议我国尽快制定脑死亡法,实行二元化死亡诊断标准,梳理伦理冲突,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远期综合效益。     

脑死亡立法之探究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新的死亡判断标准——脑死亡标准已经对传统的死亡标准即心肺功能完全丧失提出了挑战。脑死亡立法尽管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但其法律意义重大。我们应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脑死亡的概念、基本原则、法律对死亡标准的态度、具体的诊断标准、执行及管理程序以及医生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脑死亡法医病理学研究—Ⅰ.钝力所致35例脑损伤形态学研究

近年来,随着医学进展,临床心肺复苏应用有效以及器官移植的开展,人的生命中枢性器官和死亡确定已经发生规范性转化,由心脏转化为脑,由心脏死转化为脑死亡。脑死亡可继发于心肺功能停止之后,也可原发于脑本身损伤或病变。鉴于钝力所致脑损伤在原发性脑死亡的发生上具有特殊重要意     

摘取尸体器官涉及的刑法问题

摘取尸体器官构成侵犯尸体的犯罪,尸体解释为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较为妥当,我国目前不可以"脑死亡"的标准取代传统的"心肺死"标准。死者生前对于自己身体的处分权优越于其亲属和国家的占有和处分权。当存在某种违法性阻却事由时,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则不构成犯罪。     

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及其立法探讨

死亡是人类生命的自然归宿。现代医学与现行法律在死亡问题上的冲突,特别是脑死亡的提出,使死亡的概念、判断死亡的标准以及死亡需不需要立法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仅就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和有关立法问题作一探讨。一、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脑死亡同心跳和呼吸停止一样,是人的生命现象的终止,是个体死亡的一种类型。脑死亡概念的最早提出见之于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从远古社会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人们都把心跳和     

法国关于"脑死亡"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随着中国第一部对人体器官移植规范化管理的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公布,"脑死亡"立法的问题再次提到了前台.法国于1996年制定的关于"脑死亡"的法律规定中不仅包含了"脑死亡的判断标准",还明确规范了技术人员和其操作程序,体现了其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我国有关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死亡标准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脑死亡是否可代替传统的心肺死亡 ,作为死亡标准 ,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因此 ,制定脑死亡法应严格遵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 ,并且应当尽可能地取得公众对脑死亡内容和意义的充分理解 ,只有这样 ,才能使死亡立法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120例脑死亡法医病理学研究及《环椎后弓切除术式》应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与死的定义和判定;关系到临床复苏的标准和是否有效;关系到伤病者的死亡何时宣告,临床抢救几时终结;关系到器官移植的开展;关系死亡的哲学、生物学、医学、法律等广范领域.因此,成为现代法医学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脑死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脑死亡是刑法学中与人的生命保护界限密切相关的问题。脑死亡的新观念虽然面临挑战 ,但其科学合理性毋庸置疑。脑死亡的时间应当以全脑机能不可逆性丧失时为准。脑死亡的概念与判定标准 ,有必要在器官移植法中予以规定。     

对认定医疗事故罪客观要件的思考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医疗事故罪的客观要件。建议我国应确立脑死亡标准和传统死亡标准同时并存的制度 ,提倡适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来衡量是否达到“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并赞成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判定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并非虚妄的代际公平——对环境法上“代际公平说”的再思考

判断环境法上的"代际公平说"是否"虚妄",既应建立在科学的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又应建立在法律社会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中,"代际公平说"非但不是"虚妄"的,反而更是彰显法律价值精神、实现利益衡量的理论基础。在当下中国环境法治语境中,"代际公平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脑死亡概念立法的伦理研究——从肾脏移植说起

在我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多达几十万以上,其中需要肾脏移植的人就有２０万。但是,每年却大概只能做２０００例肾脏移植手术,技术不成问题,只因器官的来源匮乏。基于此,有人提出了脑死亡概念立法,它有利於解决器官来源困难和促进器官移植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笔者曾     

为脑死亡男孩立碑

2003年11月上旬,一场车祸致使10岁的湖北男孩赵新(化名)不幸脑死亡,开明的父母捐出了他的双肾,使两个生命之花正渐渐枯萎的孩子获得了新生。这起全国首次正式将脑死亡、器官捐献同时付诸实践的经典个案诠释着爱心、奉献和生命的意义,但它却是在我国《脑死亡法》、《器官移植法》均未立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正确认识脑死亡,将对推动我国的脑死亡立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论瑕疵器官移植的损害赔偿责任

瑕疵器官移植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各国器官移植过程中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学术界存在"医疗特殊责任说"与"产品责任说"两种学说。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准,依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判断瑕疵器官移植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但毋庸置疑,由于人体器官移植具有不同于普通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在该问题上不适用也不应当适用产品责任方面的理论与规则。     

关于扩大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研究——兼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配套与完善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运用,活体器官紧缺已成为重要瓶颈问题之一。我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已上升到行政法规层次,但关于器官供体来源的规定却过显保守和简单,有必要从确立脑死亡标准,构建器官捐献法律规制体系,扩大活体器官受体范围,细化活体器官供体主体资格,建立器官捐献鼓励与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考量、设计。     

论脑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 ,传统的死亡标准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更阻碍了有关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学者提出脑死亡概念 ,国外也有相关立法 ,我国脑死亡立法也已进入实质性程序。本文对脑死亡的概念、意义、标准及国外的规定作了初步的阐述 ,并对我国的立法提出建议。     

“器官移植”的百年之旅

当人体器官患有致命性疾病时,现代医学往往采用一种全新的手术疗法,将健康器官从人体某部移植到另一部位,或者从他人身体(活体或尸体)上移植到患者体内,取代患病器官并发挥正常的生命功能,这便是“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术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这一现代医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却只有近一个世纪的“旅程”。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设计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是指根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其意愿，对其适用脑死亡标准作为死亡判断标准。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具有自愿性、科学性和复杂性。预立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意思表示制度对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有一定的制度意义。     

英国法上"死亡"定义之考察

本文从英国判例法和医学行业标准两个方面考察了英国法上“死亡”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阐释了传统的心跳和呼吸停止标准与脑死亡标准的关系以及英国社会目前对死亡定义所存在的疑虑和争议,并且指出了英国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英国法上死亡定义的考察,以期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脑死亡法的起草工作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