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计算机网络犯罪及对策

网络犯罪以其作案手段智商化高、隐蔽性强改变着人们对犯罪的认识,防控和惩治计算机网络犯罪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课题。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主要类型为纯技术型、恶作剧型、报复型、政治型和物质利欲型。这些类型犯罪产生的原因在于计算机网络本身的脆弱性、网民安全意识不强、网络犯罪发现难、调查取证难、定性难和司法的滞后性。因此有必要依靠科技手段,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和加强网络犯罪的立法工作。     

网络犯罪“犯罪场”初探

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 ,计算机已从单机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衍生出的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形态———网络犯罪 ,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犯罪“犯罪场”与传统犯罪相比 ,在时空因素、被害人因素及犯罪控制机制弱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具有特殊性 ,防控犯罪难度相对较大所造成的     

试析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

网络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的别称 ,它是与网络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种新的犯罪形象。近一二十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网络犯罪已成为各国难以拒绝的“不速之客” ,它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探究网络犯罪原因并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预防和打击 ,是现代社会应予特别关注的重大课题。     

网络犯罪成因的几点思考

随着互联网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 ,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和实惠的同时 ,网络犯罪也日益突出。本文从网络犯罪的成本、网络伦理道德、计算机网络本身存在的安全漏洞三方面对网络犯罪的成因展开了分析。     

计算机犯罪研究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它们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方位的介入，不仅导致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同时对社会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都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计算机犯罪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未来社会，计算机犯罪将成为犯罪的主要形式。国内外对计算机犯罪的研究和控制都在加强，但对计算机犯罪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并不多见，无论对计算机犯罪的概念介定和现象认识，还是对计算机犯罪的原因分析防治对策的制定都有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笔者将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     

中外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化问题的比较与思考

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否惩罚,或者惩罚到何种程度,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技术以及价值取向问题。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预备、未遂以及中止,是否需要全部犯罪化?对其全部犯罪化能在何种程度上起到防控网络犯罪的作用?中外刑法在此问题上是如何规定的?文章通过对各国刑法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相关规定之比较,以探讨我国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之路。     

网络诈骗犯罪浅析

网络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交流与沟通手段的同时,也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成为诈骗犯罪发生的新渠道与新场所.文章通过梳理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类型、原因,提出防控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以求提高人们对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     

计算机犯罪探析

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和广泛应用。计算机以它旺盛的生命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人类也不得不面对由此产生的全新的挑战,即＂计算机犯罪＂。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出发,进而讨论其犯罪的原因,最后提出预防对策。面对日渐严峻的计算机犯罪问题,定性计算机犯罪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实现对计算机犯罪的控制...     

国际犯罪、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关系的厘清

“国际犯罪”、“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三个概念区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有相互交叉之处，但是并不能认为三者是同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具有同一性，也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一种有明显的区别但又有互通之处的关系。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关键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来使用，根据不同的语境来理解不同概念的不同含义。     

论计算机网络技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影响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许多方面的变化,网络技术正打破、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犯罪心理学是研究犯罪的主要学科之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已步入网络技术的时代,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正迎接着网络技术的挑战。本文立足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着眼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影响,最后指出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反思

重庆打黑行动结束后，几乎所有涉黑案件的犯罪分子都被检察机关起诉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然而，几个主要案犯都否认自己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究竟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尽管立法机关已经做出立法解释，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难以把握。因此，必须设立一套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程序规范，使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机制。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是否就是所谓修正的犯罪构成,一直是中国刑法学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立于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犯罪形态与犯罪成立的关系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害性,则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仍是完整的犯罪构成.进而,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便可得到进一步的揭示:犯罪构成是犯罪形态的“筋骨”,而犯罪形态则是犯罪构成的“载体”.至于特殊犯罪形态的构成条件问题,似可形成其他具有针对性的刑法学概念.     

海峡两岸危险驾驶罪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将不能安全驾驶罪纳入"刑法",大陆在2011年2月出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二者在理论基础、刑罚目的、法条设计、实施情况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不能安全驾驶罪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异同,有利于预测大陆危险驾驶罪的未来发展趋向。     

论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罪的界限--以过失为分析基础

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事故罪均是因为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违反注意义务、存在过失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二者理论上的区分或许清晰,但法律实践中却很难截然分开,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过失的严重程度。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以过失为基础,有过失,则有责任,但医疗事故罪却不尽然。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责任,却不一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医疗事故罪有其立案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即医务人员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原因为主观要件“过失”（违反注意义务的严重程度达到了“严重不负责任”）加客观要件“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严重不负责任”客观衡量标准）。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窝藏毒品罪若干问题新探

本文针对窝藏毒品罪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若干问题展开探讨。笔者对窝藏毒品罪的主要及随机犯罪客体进行了区分,对犯罪客观方面中窝藏行为的含义、特征及其与非法持有行为的交叉关系进行了重点论述。就如何理解本罪罪状中的"犯罪分子"一语,以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两个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犯罪制图: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的新技术与新挑战

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系"平安建设"量化决策的重要基础。由于城市犯罪与空间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源自犯罪地理学的犯罪制图成为分析城市犯罪风险的新技术。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犯罪制图技术,能够以犯罪热点探测的方式识别风险,以数学建模等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以时间序列模型等手段进行风险预警;同时,基于犯罪制图的风险分析给综合治理带来很多新的要求,故如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背景下适用及推广犯罪制图技术成为亟待关注的新问题。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中的普遍管辖权与登临权

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在实体上尽管有着相同的一面,但从犯罪学和国际法两个层面考察可知,两者应是不同类型的犯罪。然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实体特征的差别不应影响对两者在某些方面的统一规制。基于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都是人类公敌这一基本前提和基于这一基本前提所衍生出的两者的共同社会属性,对于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可以如同海盗犯罪一样,适用绝对的普遍管辖权和相同的登临权。与此同时,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刑事规制技术方面,对两者也可以一并对待。     

“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共犯的界定问题探讨

“特定关系人”虽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但却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的客观方面表现形式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约定,前者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者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事后通谋”也应认定为受贿共犯的故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