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话语及对法治的意义

实现法治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法源话语支持法治思维。对法源话语的概括可从法学、法律和法治三个维度进行。从我国现有的法源语用观察，法学角度的法源基本是从司法角度界定法律，目的是在结合论中嵌入逻辑因素，进而较为准确地描述法律实施。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是从立法角度统一法律形式，旨在将其他社会规范及价值等，以认可的方式推定为法。统一法源虽能保障法之权威，但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辩思盛行的中国，需要把法源纳入法治话语系统，进而运用法源思维及法律方法塑造法治之法。作为法学话语的法律渊源，为法治思维的塑造提供了思路；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为法治确定了法的范围；作为法治话语的法源，为重塑法治之法提供了思维及方法。     

“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

为法治寻找实现的路径是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然而,作为实践哲学的法律方法论并不是法律人办案的行动方案,是一种理论形态,描述的仍然是法律思维方式。对法律思维的研究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法,这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也是多途径的。从理论上看,哲学的、逻辑的、语言的、修辞的和解释的方法都对法律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从法科人士研习法律方、法论的过程来看,作为方法论的法律哲学、法治所需要的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和指引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学等学科,构成了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体系。这些学科既提出了法治所需要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对创造性的限制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这些理论实现的途径。在学科交叉的意义上,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可以拓宽专业领域,也可以积淀深厚而广泛的理论基础。     

法律理性化何为

韦伯把西方法治的生成描述为一个法律理性化的过程，他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理性增长过程，转化到中国当下的话语范畴，所谓“法律理性化”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一项规定，其实施过程即是中国法治进程一脉，由此透视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路有着见微知著的意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公权力的权威以及通达人士的个人魅力在该制度的理性建构与完善过程分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源概念的本土化重构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据法裁判”是司法语境下的法治表征，法律渊源构成“据法裁判”之“法”的来源。因此，确定法律渊源的法源概念，应当被视为塑造“据法裁判”认同的法治话语。任何法治话语都是与特定法秩序相关联的、对特定法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反思促进。因应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建构的法源概念，应当以获致法理共识为目标，超越概念争议和功用定义，进而以形成性质定义之方式，有效彰显本土法治价值观，并就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给出有力回应。在具体构造上，法源概念应以“良法善治”为价值依归，将“效力”作为法源的类型要素而非概念要素，最终生成“包含权威性规范命题的事实”这一法理内涵。     

论法律的自我建构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个人——社会方法分析了通过法律的自我建构过程,强调了"自我"这一概念对于法律的重要意义。自我是人类意识中理性的部分,具有通过经验环境的参照进行反思的功能。法律是构成自我反思的经验环境之一,法律为自我反思提供了参照。作为人工的构成物,法律上的人具有普遍平等性、自治性和实践性。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与法律的相互认同,通过法律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基于法律修辞的正义制度——兼论后现代视域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而正义制度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因为它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直处于生成的过程。但正义制度并非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在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在由征服到说服的文明进程中,正义制度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中遵循"惯性原理"而不断生成的。在法治社会里,制度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正义制度应当是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推理"出来的。法律修辞理论因此而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培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育,在构建法治之"形"的同时培育法治之"神"。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法治的精神内核,强调法律制度的人文价值,强调社会秩序的制度建构,强调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特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克服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夯实文化根基,突出本土特色,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考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及出路——基于法官行为理论的分析

适用困境阻碍了指导性案例发挥预期作用,若解决不当,指导性案例难免沦为"纸面上的法律"。本文借鉴法官行为理论,从法官行为动机和行为工具两个层面对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对策:一方面,主张法律制度不仅是建构性的还是解释性的,通过对"应当参照"作强制义务性解读,强化法官的义务意识与适用动机;另一方面,主张有效的法律方法是制度安排的工具支撑,解决适用困境需要发展与制度安排适应的适用方法,包括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裁判规则的确定、法律推理进路及指导性案例的废止等。通过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调和解决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制目标上强调"立善法"与国家兴衰的辩证统一;法制体系上自成一派,以律典为核心,又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制度内容上体现出创新性与传承性的辩证统一;推崇礼法并用,刑事法与职官法发达;坚持人本思想,严格审慎的法律适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智慧和制度成就,值得当代挖掘和传承、择善而用,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在于:重视立法质量,追求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优势,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崇尚礼法并用,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效能,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传承人本思想,追求和谐共存共处的法制文化。     

略论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中的法治意识

建设法治国家和小康社会必须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通过严格执行法律制度,大力弘扬蕴涵于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中的法治意识及价值观念,如财产权平等保护、维护财产安全、保障人权、抵御公权力侵犯等意识,从而使法律制度的运行更自觉、更合理和更顺畅。     

广告文化中的修辞话语建构

广告是修辞话语建构的象征化现实。修辞在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三个属面上为广告的表达者和接受者双方创造最佳交际效果提供了可能性。     

涉诉舆论中的非法律修辞——以李天一案为例

近年来,舆论介入司法干预司法审判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并对司法审判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以李天一案件为例,借鉴心理学等研究成果,着眼于涉诉舆论中的非法律修辞,将会对其内容、形成根源和影响的探讨产生非常重要的启示,并能够揭示出舆论背后的报复与恐惧机制,以及对法治的消解作用。可能的出路也许是多方面的,包括公权力的监管与自我限制、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及警惕恐惧"愚昧"、倡导希望等。     

再造权利空间:摊贩的城市化之路

对于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法学研究者强调执法的正当性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注重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空间规训效果。双方都未能将法律和空间直接联系起来。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法律话语和意识形态建构了摊贩所需的公共空间,而摊贩则依赖自身的空间行动改变法律。空间与法律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过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就是二者对空间的交易和争夺的过程,其深层原因在于以法律话语建构的空间的表征与摊贩的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摊贩与城市公众对于空间的使用和空间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说摊贩通过行动再造空间是为了获取城市权利,那么这条路注定充满崎岖。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