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面向

检察公益诉讼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创新性制度设计，更担负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功能。2017年7月1日全面实施以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发展迅速，案件规模逐年上升、办案效果充分显现，在助力依法行政、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实践中也存在对检察公益诉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认识不清、与其他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等问题，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要准确把握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式、监督式、参与式的司法化治理特性。坚持公益性、谦抑性、有限性原则，保持检察权与行政权的边界；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深化检察与行政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加强公共关系建设，提高公众参与实效性，推动形成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独特作用。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的公益诉讼法律体系中，还存在法定受案范围较窄、缺乏明确证明标准、缺乏调查核实程序、有力诉讼手段较少、内部监督制约不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增加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供给。同时出于尊重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保持规范发展的灵活性等方面的考量，有必要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当下公益诉讼检察已经具备了案件规模、立法探索、理论研讨、立法呼声等方面的立法基础优势，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具有可行性。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应坚持体现原则性、突出特殊性、保持开放性、注重体系性的综合性立法进路。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之理论证成与体系化建构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是否享有调查核实权具有较大分歧。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功能,平衡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功能秩序",发挥维护行政公法秩序和救济公共利益最大制度绩效的重要手段,理应得到法律确认。为弥补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法律依据之缺失,部分规范性文件尝试作出规定,但在适用中因违背功能适当原则而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检察调查核实权在实践中展开。为解决这一难题,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围绕功能适当原则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逻辑,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立法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确立检察调查核实权,并根据权力确立—运行—保障的程序机制,从权力结构、核实标准和强制性三个方面系统建构检察调查核实权体系。     

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类型化设置——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公益诉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公益的确定性程度设置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不确定型之公益,法律可以参与性和专业性为据,分类配置原告资格;对确定型之公益,开放原告资格更具合理性。同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配置制度,都必须以相应的辅助机制和监控机制作为配套,使得公益诉讼能够有序进行。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检察

加强中国特色行政检察制度建设是坚持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需要。新时代行政检察的范围主要包括三大类别：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行政判决、裁定执行和非诉执行的检察监督，以及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新时代行政检察不仅要注重监督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而且应注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目标的实现。     

融合履职视野下的生态环境检察

建立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是重构生态环境检察职能,形成“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工作合力。但实践中存在着“四大检察”发展不平衡、一体履职的工作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问题。生态环境案件所呈现的“人—自然—人”法律关系特征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对融合履职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在现行三大诉讼分立体制以及相关理论无力妥善解决生态环境领域公益检察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理论创新促进制度创新,构建融合履职的生态环境检察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刑事检察是国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体现，刑事检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应当立足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推动制度机制创新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刑事检察监督质效，以刑事检察现代化推动法治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实现国家和社会协同共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健全各种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实现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与理论探索

检察机关保护公益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督促责任主体提起诉讼以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三个阶段.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既是长期司法实践探索的进化版,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特选择.这项制度在当下具有本土成长条件和现实需求.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开展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新阶段的探索已经建构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监督对象的认定标准、起诉条件与举证责任、诉讼请求与判决类型、诉讼程序等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但仍需完善行政公益诉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等问题.     

行政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发展

行政检察内在包含着与法治政府结构耦合的要素，其发展也有赖与法治政府建设之间耦合机制的良性运作。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行政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强度在系统、功能和效能层面明显增强。行政检察与法治政府不同形式的耦合机制逐步形成，主要耦合类型包括公共耦合、数据耦合、控制耦合和标记耦合。行政检察与法治政府的结构耦合既有正面影响，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耦合方式不当可能导致功能失常。未来应区分不同性质的行政检察业务，分别从解耦、耦合、内聚等路径促进行政检察的良性发展。     

铁路安全生产检察公益诉讼护航“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研究

推动"一带一路"(西北段)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而检察公益诉讼为其走深走实提供了新的保障。社会治理格局的司法参与,绿色、廉洁、民生理念的检察面向,铁路安全治理的实践需求方面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但囿于诉讼类型、结果导向、职权重叠、衔接不畅等因素掣肘,尚需在理论及实践层面有所突破。从立法上明确铁路安全生产检察公益诉讼的地位,积极探索以"重大危险"为判断基准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完善联动、共享、协作等配套机制,充分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辐射效应。     

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理论研究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的开展,公益诉讼也日益成为各地未检检察官共同的话题,通过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普遍认可。文章将通过理论探索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对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进行探讨,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从“字面”的法律法规,到社会治理具体措施发挥的效用立体地呈现出来,使公益诉讼特殊的诉讼机制与未成年人保护国家责任相契合,为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形成未成年人权益综合司法保护,贡献检察智慧与力量。     

论检察制度运行的机理

检察制度是现代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公共利益、维护人权具有重要作用。认真研究检察制度的运行机理及其产生发展的动力基础，是建立现代科学检察制度的根本前提，也是完善我国检察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法治民主国家的重要保证。我国检察制度的动力机制是社会主义公共利益观，公共利益是我国检察制度运作和检察机关机构以及职权设置的依据。依法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公益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活动的根本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切实保障公民人权，以充分保障公共利益。     

自贸试验区背景下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漏洞保护以及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性直接要求行政公益诉讼在区内开展须遵循特殊的路径,其中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契合其探索性与改革性的出路。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实际侵害的结果发生之前,经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判断,损害结果必然会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极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制度。通过立法授权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在自贸试验区内开展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将有助于新时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将为当前全国各自贸试验区的有序发展、高效运行提供助力。     

行政公益诉讼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规制

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规制"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违法行政行为是法治监督体系的丰富和监督行政法律制度的拓展。各级检察机关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监督新理念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等领域积极主动"发现‘致使公益受侵害’违法行政行为"、"诉前督促履行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构建检察监督新格局释放检察监督新活力。行政公益诉讼规制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促进行政管理方式优化和效率提高推进依法行政守护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的属性及立法完善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特定性决定了诉讼对于公益保护的局限。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公益诉讼是作为行政管制的司法补充出现的,是以“补充管制”为目的和内容的“执法诉讼”,其基本规则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制度内容应与管制法协调呼应。我国公益诉讼法律规定不足,与管制法缺乏衔接,具有照搬传统的“私诉化”倾向,需要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加以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在内容上应 加强与管制法的内在关联,协调与管制执法的顺位关系,理顺检察机关诉讼与社会组织诉讼、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强化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构建。在模式上应构建“综合法+单行法”体系,遵循先具体、后一般的立法顺序。     

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化发展研究——以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划分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维护公益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法律监督和公益代表的双重属性、双重角色和双重责任。公益代表是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基本属性和底色,法律监督是其本质属性和特色。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的结合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走向,也突显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性质。检察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是公益诉讼的特殊形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也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各种诉讼中的重要职能和角色定位之一。     

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法律监督的理性回归

民事公益诉讼在2012年入法,但当时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起诉权主体地位,主要是因为理论界此前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实践探索不够。尽管在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时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写入第55条,但关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仍争论不休。一项新制度的健康运行与完善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围绕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宪法定位,通过公共利益代表理论及检察权的属性进行分析阐释,力争平息对该制度的质疑与反对之声,也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