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变间谍”闹剧的背后

<正>近期,一则所谓"叛逃间谍"新闻被部分西方媒体和台湾政客炒得沸沸扬扬。然而,随着有力证据的公布,该事件被抽丝剥茧显露"真容"。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大陆诈骗嫌疑犯利用了澳大利亚内部某些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的特定政治需求,上演了一出假扮所谓"叛逃间谍"骗取政治庇护借以逃避法律制裁的闹剧。西方反华势力和部分媒体肆意炒作,借机散布假信息,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污蔑大陆所谓"渗透",是这起"骗子变间谍"闹剧的主要推手。     

当前我国网上意识形态研判

当前,我国网上意识形态工作整体向上向好,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如借助错误思潮炒作热点事件,否定现行社会制度;利用敏感议题渲染全民焦虑,激化阶层对立矛盾;社会事件泛政治化现象凸显,攻击主流意识形态;反华势力合谋攻击体制机制,破坏国家长治久安;等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恰当措施加以解决。     

新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三维逻辑

互联网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和变革,意识形态工作也延伸至互联网空间内.与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相比,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更具复杂性、挑战性与交叉性.必须要打好网络空间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交织、激荡、冲突的互联网空间内保持定力,确保正确的政治导向与政治立场,对外抵御国外敌对势力与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内增强网络公众的凝聚与认同,以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

自媒体环境下网络热点极易被"点燃",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敏感性,复杂难控等特点。如何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化解舆情危机,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当前公安机关应对网络舆情存在互联网宣传力度不够、正面回应慢、初期引导失当、依法查处少等不足。公安机关应对网络舆情要做到预知、预防和预处:加强舆情巡查,提前预警报警;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建立依法处理机制。     

境外宗教渗透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几个问题

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高校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近10年来,高校悄然兴起一股"宗教热",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加剧是一个主要诱因。境外宗教渗透无孔不入,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必须把抵御境外对高校的宗教渗透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来认识,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严格校园宗教活动管理,构建起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联动机制和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平台。     

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

在移动互联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与网络舆情往往相伴共生,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积极引导舆情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发布及时公开和舆情引导态度开明;对信息的全方位管辖、对舆情引导的区分化管理、对负面舆情处理的人性化管控,是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方式方法的一种创新;打好"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牌"、下好"自媒体主动传播棋"、用好"舆情法治惩戒大棒",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引导舆情形成良好传播效果的有效手段。     

国台办:搞对抗没有出路,谋“台独”更是绝路

<正>10月11日,针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10月10日涉及两岸关系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这一讲话充斥着对抗思维和敌对意识,企图借污蔑攻击"一国两制"制造仇视大陆的氛围,压制台湾民众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缓和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谋取选举利益。马晓光指出,这一讲话颠倒黑白,把所有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说成对台湾的所谓"威胁",迎合西方反华势力,把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说成对区域稳定和平的所谓"挑战",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制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现实情势与应对策略

冷战结束以来，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正在重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关系。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渗透的主要方式有：利用网络信息传播“脱域”特质抢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构造网络信息思想“陷阱”模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雕琢“文化景观”恶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根基。当前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出多重态势：在战略部署上，以资本霸权为主导推行“和平演变”“网络自由”和“文化白蚁”战略，进行全局性入侵和战略性渗透；在渗透内容上，以话语强权为利器实施妖魔化编排；在渗透形式上，以技术优势为支撑进行隐形宣传；在渗透对象选择上，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中心，通过培植意见领袖与豢养普通群众进行多元化围猎。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的不同方式和多重态势，我们应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三方面探求反渗透纾解之道。     

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研究

微时代给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碎片化解构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文化的世俗化消解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谣言的裂变化降低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价值的多元化弱化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当前要采取积极措施,科学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是树立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党新形象;二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传播;三是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四是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入各类微媒体,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微理论阵地建设;五是培育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表达“负面偏好”的生成机制及治理路径

网络热点事件中经常出现负面评论带节奏,造成次生舆情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共识,不利于构建良好舆论生态。舆论表达中"负面偏好"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复杂的心理效应,还有商业利益和社会信息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次生舆情危机、群际间的刻板印象和社会舆论生态恶化。为此,在治理和引导上需要加强平台方的精细化管理,强化主流媒体打破"社交茧房"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均衡社会信息供给结构,不断创新"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