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多元主义民主观的多维审视

针对二战后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就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政治决策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通过竞争、协调、妥协、交易而形成。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使直接民主与问接民主有机融合在一起，他系统地提出并构建了权力约束的社会削衡新机制。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指承认民族文化平等,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尊重民族文化差异,追求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民族公正的社会伦理思潮.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成员共同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感、道德品格、民族意识为基础,通过对本民族伦理价值的弘扬、保护、批判、反思以及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的塑造,以同期实现民族独立、民族统一、民族自决、民族富强的道德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而民族主义强调民族道德与政治上的统一,因此二者表面看来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其实,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二者并不必然存在着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正义思想

多元文化是对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事实性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涵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族群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其二是一项处理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矛盾、追求各种文化和族群和谐共处的具体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强调集体权利,这是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至上的主张明显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所要求的是一种居于群体权利之上的正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承认正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精英主义对民主决策的“解救”——从民主决策到精英决策

民主决策和精英决策是现代政治决策的两大模式，作为民主决策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在现实运行中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而精英主义则是对古典民主价值的一种补充和解释，但是精英决策方式的使用，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就会走向一种反民主。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一方面可以诉诸于法律与人民监督等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政治精英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的培养，通过各种限制实现精英主义对民主理念的补充。     

经验性和规范性的民主理论——兼论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经验性的民主理论不诉诸于规范性因素，仅根据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一要素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解。哈贝马斯对此予以了批判，认为民主理论不能忽略包含道德维度和伦理维度的规范性意义。对民主不应仅作工具主义式的理解。他进而通过探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两种规范性的民主理论的矛盾和张力，试图用第三种规范性民主理论即商议民主理论扬弃内在于上述二者之中的如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权利与善等之间的抽象对立。这种理论努力为政治哲学能够更充分地应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的理论分析

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一种政治形态，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指介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它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集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表现出过渡性、合法性、现代性、实用性等特征，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定基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应向民主政治转型。     

从精英主义看法国高级公务员制度

精英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流派,虽然精英主义理论也遭受了许多批评和责难,但它能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法国高级公务员制度,能够为加深法国公务员制度研究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民主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扎根于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当中。作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旗手”，罗伯特·A．达尔在《谁统治》一书中似乎并没有回答诸如“民主是什么”以及“民主的起源”这样一般性问题，也并未展开有关民主历程的宏大叙事，但却阐释了“少数人与多数人”这个“民主话语”的基本命题，而其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脉络也随之跃然纸上，开辟了民主问题研究的新境界。     

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中的澳大利亚民族政策思考

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白澳政策时期、同化融合政策时期以及现今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开始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通过建立多元文化机构、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设立多元文化媒体等措施来推进这项政策。然而,由于对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民族文化的冲击,触及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核心问题,多元文化主义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只有在界定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发挥多元文化主义的优势,调适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才能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威权主义模式与刑法解释观

近年来,在一些政治理论中,不断有学者探讨威权主义,并将之与我国的社会政治模式相关联。威权政治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过渡与中介,其特征是强化社会稳定、扩张政府权力及矮化公民权利。反映在刑法解释层面,就是表征严刑峻法的价值趋向,具体为降低犯罪门槛、扩大处罚范围及加大处罚力度。威权主义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秩序保护效应,却是以挤压公民权利空间为代价,更是对社会自治的漠视。由此,需在司法解释当中平衡威权主义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在维护社会秩序时需要关注公民权利保障。     

欧洲移民社会冲突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困境

民族主义为欧洲移民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划定了边界,提出了挑战,使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一种两难困境:既希望通过多元文化主义,允许移民保持自身文化来增强欧洲的吸引力,以换取移民的忠诚和贡献;又将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疏离,从而保护欧洲文化不失去自身地位和文化认同。在这种困境下,欧洲移民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这是欧洲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并对世界其他各国移民社会的建设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寻找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评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观念之分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政治哲学领域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本文就这场争议的主要观点分歧进行了深入地梳理和评述。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文化多样性表象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形式

多元文化主义,是由于民族多样性与族群多样性的存在,造成的文化多样性这一现象。在处理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处理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矛盾、冲突的有效模式,对当代世界发展有重要意义。     

西方普遍主义立宪思维及对中国宪政文明建设的启示

指引西方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性论和立宪思维在思维模式和世界观上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既不适应当前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发展,又不适应文化多元化的国内民主诉求。所以必须改变理性范式和立宪思维,方能创建适合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的立宪理论,最终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西方比较政党研究的范式演进：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回顾西方比较政党研究过去一百余年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政党理论的创新始终处在与政党政治实践发展的“竞逐”之中。20世纪上半叶,西方政党研究“从价值回归现实”,摆脱对政党善恶的哲学思辨,聚焦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内部的权力分配,深受精英主义范式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政党如何驾驭政治社会”,研究政党的结构与功能,揭示政党的行为模式及其社会根源,体现出鲜明的多元主义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党向何处去”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社团主义是研究政党如何应对挑战、展现韧性的重要范式依托。总体而言,政党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确立、运行和巩固,构成西方比较政党研究一脉相承的理论主题,过于强调西方知识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成为其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需要在意识到中西政党之间不同的事实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反思、整合前人理论成果,形成一个新的比较政党研究基础。     

反智主义的本质及社会根基分析 ——基于美国社会的问题审视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反智主义的影响可以发现,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基础。反智主义表面上是反知识,本质却是反精英、反理性、反权威和反建制。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其回潮和大量现实存在与某些政客的炒作不无关系。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充分的民主社会"的自然反应和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当代思想困境的直接体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恍惚和迷茫。     

美国反智主义成因探析

近年来，反智主义在美国颇为流行，形成了从精英到平民的“集体智商衰退”现象。美国反智主义的生成有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是资本利益愚弄民众的“需要”、美国对抗性选举政治和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美国国际政治实践的产物，也与美国宗教文化传统、激进反主流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滋养”密切相关。同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的泛滥和群体极化现象，对于反智主义的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根本上说，美国反智主义的盛行集中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性危机和严重的治理困境。     

论对当代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批判

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研究界之通病。由于本质主义遵循这种思维方式，将文学艺术理解为存在普遍规律，从而使文学理论陷入危机边缘。而反本质主义则简单的将文学理论危机归结为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认为只要摈弃本质主义便能化解文学理论危机。但对于文学理论危机而言，它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学形式为获得合法性，不得不在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下做出文学妥协．显然．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存在纰漏。笔者认为如需要化解文学理论危机，第一，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第二．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多元本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