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之特殊中止形态研究

危险犯之中止形态是指行为人在故意实施犯的行为过程中,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危险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当行为人采取措排除危险状态避免实害结果发生这一条件成熟时,那么危险犯既遂就被相对应的实害犯中止形态所吸收,仅成吸收的犯罪形态即实害犯中止。如果没有造成损害,应当就免除处罚;如果造成损害的,应当从轻处罚。     

犯罪成立标准与犯罪既遂标准不容混淆——兼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既未遂

犯罪成立的标准是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两者不容混淆。举动犯这一概念未必必要,其同样可能存在未遂形态。造成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成立的条件,不是既遂的标志,造成危险状态后,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均有既遂存在的余地。     

危险犯预备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探析

危险状态对于危险犯的价值定位如何,对于研究危险犯预备行为的刑事可罚性问题具有前置性意义。基于对危险状态是危险犯既遂标准的认可,从危险犯自身的停止形态、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以及刑罚目的实现等方面最终认定危险犯的预备行为应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     

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个争议问题之重解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其本质在于通过投放毒害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多数的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危险状态的存在意味着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齐备,从而构成既遂;否则,不足以成立既遂,根据情况,可能成立未遂或者预备、中止等形态;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即使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这一危险状态,仍然属于危险犯的既遂,而这种既遂和实害犯的中止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     

危险犯实行阶段的中止问题研究

对于危险犯中的法定危险状态发生后 ,行为人自动排除危险状态 ,从而避免实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理论上存在危险犯既遂说、危险犯中止说以及实害犯中止说三种观点。本文在评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 ,提倡实害犯中止说。     

消除危险成立危险犯中止的规范论考察

目前关于制造危险后再予以消除能否成立中止这一问题，两类肯定说都是以整体行为尚未结束为由认为犯罪未最终既遂，故可以中止。但从规范论的视角来看，中止是制裁(媒介)规范，能与具体制裁规范结合并调整刑罚。危险犯与实害犯的行为规范相互独立、无法过渡，法定危险状态代表着危险犯的既遂，意味着行为规范已经被彻底违反并且启动最高程度的制裁规范，不存在与中止条款结合的余地。成立危险犯中止需要从否定法定危险状态切入。危险是结果发生的一种可能状态，行为人对危险的控制和消除，既是危险发展的终态，也是危险的构成本身。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行为人消除了自然意义上的危险，危险犯也因为尚未出现法定危险状态并未既遂，因此可以成立中止。这样的证成路径能够符合规范论的基本原理。     

试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

"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的命题并不科学,危险犯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态.通过对我国刑法学界提出的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诸多观点进行梳理并加以充分论证分析,从而选择和确立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内核及立法取向的危险犯既遂形态判断标准,是完善该理论的必经途径.     

对犯罪既遂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的探讨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完成形态只能发生于完成形态之前，故而在时间上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既遂之前，犯罪即进后决无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这本是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但从近年来刑法学界的研讨情况来看，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已受到了众多论者的挑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即危险犯）在危险状态发生后行为人又自动排除了这种危险状态从而避免了严重后果（即实害结果）出现的场合，可否成立犯罪中止。对上述问题持肯定说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见解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危险犯概念的再研究

关于危险犯的概念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 ,还是在我国 ,都存在许多争议。本文通过对中外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概念的研究 ,从危险犯的特征入手 ,对“危险犯”作了重新界定 :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一行为 ,当该行为的发展趋势脱离行为人的控制 ,以致使受刑法保护的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等社会关系出现法定的具体危险状态 ,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危险犯既遂后是否成立中止问题研究

学术界对于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以成立中止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危险犯的特征和概念,成立的应该是危险犯的中止,而不是实害犯的中止。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论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对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界存有不同的认识。在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理论对危险犯之危险的性质的比较以后 ,我们可以认为 ,危险犯的危险状态本身就是结果犯所要求的结果之一 ,危险犯应属于结果犯。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的定罪问题研究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实行犯、教唆犯、组织犯、帮助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唆犯 ,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争论不休的问题。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未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则按主犯犯罪性质的共犯定罪。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贪污贿赂罪的同类客体,本身内容并不清楚,不宜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其特点有二:一是滥用职权,二是个人非法获得利益。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 245 起案例统计为基础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信用证诈骗罪的认定

信用证诈骗罪类型较多,应从行为方式、行为人主观状态等各个方面入手认定处理。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行为属民事违法行为,不应当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信用证的行为,应定为信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属结果犯,应以占有财物的结果是否发生为既未遂标志。此外,在认定信用证诈骗罪时,还要注意其与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近犯罪的区别。     

诈骗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研究

被害人过错是诈骗犯罪既遂的重要条件。被害人自身素质低、社会风气不正及社会管理上存在漏洞是滋生诈骗犯罪被害人过错的重要原因。减少被害人过错是防控诈骗犯罪的重要措施。为此须健全法律制度,严密社会管理措施,提高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加强社会预警等,才能有效减少诈骗犯罪。     

居民身份证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居民身份证犯罪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行为即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与非罪界限、本罪与类似犯罪的区分、既遂、罪数问题；其二为利用居民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名认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区别。     

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解读与展望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在性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该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的行为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危险驾驶行为的认定不仅涉及文义解释,还涉及到"情节恶劣"和醉酒状态的认定问题。作为抽象危险犯,该罪也可能存在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但从刑法的谦抑性考虑,对其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应不予刑事处罚。该罪不仅存在共同犯罪问题,还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在司法实践中需予以仔细分析。     

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与犯罪组织相比，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具有众多性与分散性，不少侵害行为的发生与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加上有组织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且犯罪组织往往自行控制犯罪后的事态，由此增加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难度，导致被害人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与被害恢复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通告制度保障知情权，妥善地运用自首、立功制度并适度地推动合法化进程，解除被害人维权的顾虑，并设立被害人补偿基金，保障被害恢复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