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有犯罪既遂类型的思考

通说将犯罪既遂分为四个类型,即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并且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既遂标准。此对犯罪既遂的划分,尽管体现了包容性较强的优点,但却违背了标准的唯一性这一对理论研究的最起码要求。故意犯罪只有一个类型,即结果犯,但作为既遂标准的结果应是＂能体现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损害的＂犯罪结果,而非通说认为的专指犯...     

试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之增设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行为的实行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 ,把犯罪未遂形态划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两种类型。不能犯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 ,而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本文从刑事立法发展、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角度来论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不能犯条款之必要 ,并通过对国外不能犯立法例的介述 ,提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危险犯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实害的发生造成了客观的、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因而未遂犯的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犯。那么,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性危险而否定具体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尚停留在着手之前的抽象危险阶段,至多只成立犯罪预备;同理,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性危险而不成立抽象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处于抽象危险之前,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前置化",逸出刑法最前线。因此,危险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举动犯刍议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举动犯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其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能否以着手作为认定举动犯的既遂形态的标准。着手不能作为判断举动犯是否既遂的标准。举动犯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举动犯就是行为犯。     

从犯罪未遂角度分析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

"构成要件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应作为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犯罪既遂是齐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仍然属于犯罪,其构成犯罪是由于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分则规定了既遂犯罪的刑罚标准,未遂犯罪是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才按照总则的刑罚标准处罚。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助于正确把握未完成罪及共犯的犯罪构成区别于《刑法》对单独的实行犯所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特点。     

危险犯停止形态研究

危险犯既遂标准的确定是危险犯停止形态研究的核心。从危险犯的构成特征看 ,危险犯的既遂是指当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一定的抽象危险后 ,行为人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消除这种危险状态 ,以致使该危险状态脱离行为人自力控制而使受保护法益产生具体危险的犯罪停止形态。以此为基础 ,对有关危险犯未遂的一些问题和危险犯中止的认定标准应作新的阐释。     

危险犯既遂后是否成立中止问题研究

学术界对于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以成立中止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危险犯的特征和概念,成立的应该是危险犯的中止,而不是实害犯的中止。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思考

我国刑法界历来认为目的犯的犯罪目的是超过客观因素的主观因素.诈骗犯罪也是目的犯,但它同时也是结果犯.其中犯罪目的和客观危害结果的内容应当一致,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决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是"所有"还是"控制"的争论.目的犯中目的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其具有一些固有的弱点,所以,应当限制其应用范围.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罪状是以一人犯罪既遂模式加以规定的。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以及《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对犯罪既遂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的探讨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完成形态只能发生于完成形态之前，故而在时间上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既遂之前，犯罪即进后决无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这本是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但从近年来刑法学界的研讨情况来看，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已受到了众多论者的挑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即危险犯）在危险状态发生后行为人又自动排除了这种危险状态从而避免了严重后果（即实害结果）出现的场合，可否成立犯罪中止。对上述问题持肯定说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见解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论过失危险犯

过失危险犯是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的问题。文章从其存在的合理性 ,可行性和必要性入手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其成立要件上和立法上作了初步的探讨。肯定过失危险犯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法学与犯罪学犯罪概念的碰撞与交融

研究和把握犯罪的概念,是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的中心课题之一。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应是部分竞合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碰撞、有交融。     

论刑法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简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对洗钱罪的没收措施——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禁毒公约》明确了通过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以打击相关犯罪的宗旨。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应适当扩大洗钱收益的没收范围;制定洗钱收益没收的国内立法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对没收的洗钱收益的资产分享制度等,以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论行为的罪化过程——犯罪确定的法理分析

犯罪的原质是行为,近现代刑法只把行为当作自己的考察对象.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具有主体的限定性,主体的意志性,刑法上的因果性,刑法上的评价性四个基本特征.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作为其质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正义评价的结果,而随之确定的刑罚则是社会危害性的量化体现,并反之成为判断而后的同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客观标准.刑法典作为犯罪的外在判断标准,并不需要揭示其实质,仅需规定凡违反本法规定之行为,均受追究.     

析单位犯罪自首

新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对于单位犯罪理论中的自首认定和处罚问题并没有具体涉及,单位犯罪后自首认定理论界尚存分歧,这就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困难,需要对单位犯罪中的自首情形进行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明确单位犯罪自首与单位自首的理论区别,探讨单位自首后的处罚问题。     

浅析银行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日益昌盛,银行卡已经成为消费、交易和贷款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银行卡犯罪案件的上升速度惊人,由于银行卡犯罪的高科技性、跨国性和隐蔽性,其社会危害性是传统型财产犯罪无法比拟的,研究银行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控制对策对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将有所裨益。     

对侵占罪犯罪对象的一点思考

侵占罪是以不法取得不属于占有者所有的他人财物为内容的犯罪。我国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及埋藏物,但是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针对这三类犯罪对象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对涉及民法领域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遗失物是否可能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问题分歧很大。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