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乡村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的支持,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道德上的号召力和人格上的感化力都比其他阶层具有较大优势,乡村知识分子对于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基层政权由士绅阶层掌握,士绅阶层在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乡村的实际管理者,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士绅阶层退出基层管理,演变成了乡村知识分子群体.随着近年来基层民主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因此研究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治安维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很有必要,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和经济地位,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古代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的作用及启示

宗族组织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我国古代宗族组织参与基层乡村治安控制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族组织进行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依赖于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安排,包括治安控制的依据、条件、范围、程序与手段等。宗族组织在稳定基层政权、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维护秩序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当前治安工作中,公安机关应引导宗族组织发挥治安秩序维护功能,抑制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     

古代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的作用及启示北大核心

宗族组织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我国古代宗族组织参与基层乡村治安控制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族组织进行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依赖于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安排,包括治安控制的依据、条件、范围、程序与手段等。宗族组织在稳定基层政权、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维护秩序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当前治安工作中,公安机关应引导宗族组织发挥治安秩序维护功能,抑制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政府职能社会化的现实基础与机制建设

政府职能社会化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有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四种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建立公民自主管理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是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基础和保障。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乡村社会治理之路径探究

从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力量既顽固亦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顽固性质,法治的推行务必要解决好基层国家权力的限制问题。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确立以乡村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进路。在乡村社会结构变革方面,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代表各种乡村社会利益的组织,形成多元、有效的村民会议,构建系统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在思想观念变革方面,需要通过传统的恢复、礼制的建设来实现民风的改造,重构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性和制度。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基层民主的实现与乡村社会特性关系浅析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在政治和法律的强劲支持下逐步推进 ,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阻力。乡村社会特性在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区位结构、宗族背景等方面均对基层民主的实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乡村社会治理之路径探究北大核心

从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力量既顽固亦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顽固性质,法治的推行务必要解决好基层国家权力的限制问题。基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需要进一步确立以乡村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进路。在乡村社会结构变革方面,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代表各种乡村社会利益的组织,形成多元、有效的村民会议,构建系统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在思想观念变革方面,需要通过传统的恢复、礼制的建设来实现民风的改造,重构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性和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

自村民自治制度产生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以来,乡(镇)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管理能力与乡村社会依据<村组法>而生成的自我管理能力之间形成一对矛盾.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为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体制外社会动员模式便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从封建社会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从来没有深入到县城以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才成功将国家权力空间化至乡村社会。通过对各个时期乡村治理制度的梳理,可以看到一系列制度的变迁,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国家有效管理乡村社会成为可能。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文章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人民政协凝聚乡村能人政治共识研究

凝聚乡村能人政治共识,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发力点,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激发乡村精英群体能动性的重要举措。个体对国家政治方向、政治纲领、政治主体、政治制度的认同,是政治共识生成的关键。面对乡村能人队伍结构的新变化、该群体中一些人不关心政治或政治参与动机功利化并存现象、乡村社会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基层政协吸纳乡村能人时“重进入、轻管理”的倾向,有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在思想认识层面,进一步加强对人民政协向基层延伸的重视;在队伍打造层面,进一步强化人民政协对乡村能人的吸纳力度;在机制建设层面,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协委员联系乡村能人的常态机制;在价值引领层面,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对乡村能人的思想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