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阳:从先行者到深耕者

王朝阳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追求极致的精神,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总是能够做得游刃有余,到了公益诉讼岗位后,王朝阳更是如鱼得水如果湖北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的主任王朝阳还在世的话,他此刻应该会在去恩施的路上,去指导当地办理一起安全生产公益诉讼案件。自从到了公益诉讼岗位后,王朝阳很多时候都在路上,凡事喜欢亲力亲为的他。     

民行检察介入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

民行检察介入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是检察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民行检察监督的触角从诉后抗诉监督向诉前公诉监督延伸.民行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相关制度设计等枝干和末梢应发端于坚实的法理根基.从民诉法修正案出发,深入探讨我国检察权的特殊本质,破除理论瓶颈,确立民行检察介入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优化与制度完善

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建立了现行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然而,作为公益代表人,检察机关在保障环境公益的实践中陷入了检察监督区域性与生态环境整体性矛盾、损害救济和环境风险预防背离、维护环境公益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错位等困局。原因在于现行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基于传统公益理论,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环境公益混同于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环境公益区别于社会公益、国家利益,其内涵应当是生态共同体利益。完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环境公益的法律地位,增加独立于检察环境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和国家利益诉讼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同时健全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检察监督机制,强化环境风险预防功能,构建法律监督与环境公益维护相统一的衔接机制。     

公益诉讼,聚集法治的力量

本期封面故事聚焦检察公益诉讼。20世纪90年代,公益诉讼在我国主要还处在理论探讨层面;20多年后,随着《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众多法律的修改,在立法上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内容。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加充分地保护公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保护的"国家队"闪亮登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     

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

拓展受案范围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是由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保护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呈现出拓展主体多元、拓展形式不一、拓展边界不清等特征。在肯定拓展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限缩，限缩的方式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从实体层面而言，应当规范有权拓展主体、合理界定公益利益的范围、准确界分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界限；从程序层面而言，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应当受补充性条件限制，人民法院则可以通过形式和实质审查限制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通过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的合理限制，可以避免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不当拓展，从而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功能。     

论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中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构建

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范围的主要领域之一,文章以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为切入点,思考通过构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形成检察公益诉讼合力,以提高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量,应对当前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问题和挑战。     

检察公益诉讼在金融领域的拓展与边界

我国金融公益保护的缺陷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拓展至金融领域的空间。但检察公益诉讼作为非常规手段，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需要明确其介入空间与边界。检察机关的介入空间应以检察公益诉讼可解决的金融公益的现有保护困境为限，具体包括纯粹性金融公益产权人缺位困境与集合性公益集体行动困境。金融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限度在适用范围上以必要性为标准，适用顺位上遵循谦抑性。金融公益一线保护失灵时方可以适当的金融检察公益诉讼手段介入，但如同时可以适用其他金融公益救济手段，应优先适用其他手段。如其他的替代性程序失效，确需适用金融检察公益诉讼程序，也应当在功能可相互替代的程序中优先适用制度成本较低的程序。     

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路径分析

随着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经逐步成长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定盘星”“压舱石”。但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缺少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经阻碍了公益诉讼健康发展。从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公益诉讼基本性质和公益保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先行对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待时机成熟，各方共识进一步形成后，再适时制定公益诉讼法。     

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的困境与破局

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对黄河流域治理难题的关键性举措。由于黄河流域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实践中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存在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立法主体选择存疑以及检察信息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加强黄河流域检察机关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必须从建立基础性协作制度、健全黄河流域公益诉讼协同立法机制、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行破局，以推动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推动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中展现检察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为新时期检察机关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检察公益诉讼从试点至今经过八年的探索，取得明显成效，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司法实务，都为该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制度发展完善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未来，建议推动出台检察公益诉讼法；健全检察公益诉讼司法制度；积极稳妥拓展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优化公益诉讼流程及诉权运行，合理分流案件，推动诉讼有序衔接；完善诉前检察监督规则和方式。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我见

检察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否定者基于实然的角度认为,现行法律并未明确授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资格。肯定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益的代表人并基于其职能特点,承担这一＂任务＂具有诉讼成本低、技术强大、独立性强等诸多优势,又合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检察机关应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之一,但同时要对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适当限制,以使其既能保护环境公益,又不超越检察职能,防止其滥用处分权,滥用诉权。     

检察公益诉讼的诉权迷思与理论重构

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关于检察机关的诉讼称谓、诉讼权利义务、受案范围限于"等内"还是扩张至"等外"一直存在对立的观点.实际上,相关讨论及其理论分歧与行政诉讼诉权理论紧密相关.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并非行政诉讼中一项核心机制,但朝着主观诉讼方向发展的诉权理论已经从诉权实体化、私法化和主观化角度束缚了检察公益诉权的合理建构.为了推动...     

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审判模式:以对抗制为中心

伴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公诉化趋势在理论上的完善与实践中的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模式出现了非诉化与职权化的倾向。鉴于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以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审判的主体,以现有的的民事程序作为审判构架,二者关系如何相互调整,以实现顺利衔接,是公益诉讼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比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以对抗式审判模式作为主要的改革方向,“公诉”特性相对较弱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适用对抗式审判模式方面,理应存在更大空间。在对抗式审判模式的语境下,法官消极是作为其裁判中立的表像,诉讼力量平衡以求程序公正是其核心的追求,因而此处强调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对抗式审判模式,与检察机关对检察权能的强化发展并不矛盾。同时由于检察机关的特点,反而可以使对抗式审判模式的缺陷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新路径,是检察公益诉讼"等"外拓展的新领域,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为该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作为新兴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不足.新时代,应以修法为基础,通过梳理宏观架构、改进办案机制,在检察机关内外部寻找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方式,以期...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进路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目前，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仍然较为局限，未能充分回应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需求。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应坚持谦抑性原则，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扮演补充性角色并严格依法提起诉讼。数字平台的知识产权垄断、数字技术引发的新型侵权行为以及侵害公共领域的行为，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最新面向。在现实进路上，应以类案思维为指导，总结新型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类型；以标准思维为统领，制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标准；以利益衡量为核心，科学设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方式之选择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对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必要的,但其介入公益诉讼也应当符合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应当从检察权的属性、界限及其与其他司法权能的关系中寻找并证明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充分考虑现行诉讼结构对其容纳度以及与其他诉讼主体间磨合中的协调程度。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应围绕检察职能,运用检察建议督促起诉,并通过依法查处怠于行使职权的渎职犯罪,保障检察建议的效力。     

数字检察技术赋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依法运行的关键手段。数字检察技术可从“独立监督”“系统流程”和“常态追踪”三个方面，实现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赋能价值。针对数字检察技术赋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孤岛”、数据化成本较高以及办案数据安全与业务数据深度分析兼容较难的问题，有必要通过立法提升检察机关数据调用权限、研发应用动态监督数据归档系统、开发可脱机运行插件，加快实现数字检察技术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赋能支撑。     

论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应然性——从理论与现实双重角度分析

本文以环境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为视角,从我国立法现状的局限性入手,通过对公共信托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环境权理论的阐述,提出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选择,并对质疑者的疑虑给予了一定的回应。     

公益诉讼制度的力量组合

本文以在社会建设领域深受认可的辅助原则作为理论基点,分析了公益诉讼制度力量组合中的位序安排。本文认为,基于新民事诉讼法将公共利益定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公共利益的维护应形成一个社会驱动、政府保障的动力机制。目前,应处在第一位序的公益诉讼启动者公民与社会组织,事实上是整体"缺位"的;从理论上分析,行政机关应为第二位序的公益诉讼启动者。单行法在规定行政机关公益诉讼时,需要特别关注行政机关基本职责、在政府权力架构中的地位与民事诉讼机理之间的协调;检察机关是启动公益诉讼的第三位序主体。其合理性依据在于国家机关之间职权运作的次序性。检察机关能否真正成为公益诉讼的第三位序启动主体,需要进一步论证检察机关的功能与职责,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与既有民事诉讼制度的协调等问题。     

检察公益诉讼债权的破产保护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向侵权企业提起公益诉讼所形成的债权称之为检察公益诉讼债权，检察公益诉讼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利性质争议较大，清偿顺位靠后,不利于公益诉讼目的之实现。正确定位检察公益诉讼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需要厘清检察公益诉讼债权的价值定位以及与其他优先债权的比较问题。通过对检察公益诉讼债权主动移送破产审查，强调对人身权利益的优先保护，发挥破产重整优势，完善配套制度的构建等路径，促进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破产制度的衔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