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介入权的不当限制与保护措施

侦查讯问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我国是个重口供的国家,通过侦查讯问所获得的口供是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口供向来有“证据之王”之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非常依赖，获取口供几乎成为侦查讯问的惟一目的,侦查人员超乎寻常重视口供,并以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或破获案件,为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往往以立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为借口。     

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研究及对策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辞方式对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提问并要求作出回答，从而获取口供、查清犯罪事实的一种侦查活动。由此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定案重要证据之一。尽管刑诉法中确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没有口供难以定罪，有口供就能定罪。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越来越多，致使对认定犯罪证据的认识发生分歧．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这样，侦查工作就面临新的要求，即侦查人员不仅要有侦查取证、获取口供的能力．而且要有善于固定证据的能力。本文将结合办案实践就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的若干问题作一探析。     

从推断到认定——投毒案件的证据收集

“破案”到“办案”的思维转变传统侦查思维模式是,根据现场调查访问做出多种可能性的推定,然后选择几个主攻方向展开工作以至抓获犯罪嫌疑人,获取其口供定案后移交公诉机关。在这一过程中,侦查思维以逻辑思维为主,在推理过程中可以进行想象,思维允许跳越,推定也常常不是唯一的,只要最后获取了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口供,印证了先前的推理也就可以定案了。这是造成一旦翻供就翻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刑诉法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或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对获取的口供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定案。所以,侦查人员再不能满足于“破案”,而要有“办案”意     

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的再认识——兼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刑侦工作方式的影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司法实践中统称口供。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在传统的证据分类中,它一直被当成证明力极强的直接证据。由于这一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存在,其作用及证据效力历来倍受关注。实践中,有不少侦查人员过分倚重口供,夸大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破案阶段的作用,有的抱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笔者认为,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有必要予以重新、全面审视,以进一步澄清侦查人员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尽快纠正业已普遍形成的办案思维定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调整改进刑侦工作方式,顺应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要求。     

析受贿犯罪案件中的翻供的对策

受贿犯罪案刑事诉讼过程中，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是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都有发生。要有效遏制受贿案件中的翻供现象，侦查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即侦查人员不仅要有取证、录取口供的能力，而且要具备固定证据和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再生证据能力。     

论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诉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该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则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在法治的视野下,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制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渎职侵权案侦查模式的转换

目前普遍存在的司法习惯是，口供成为事实上的证据之王，侦查取向围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转，侦查对象“承认犯罪”是案件“突破”的标志。这种由供到侦的侦查模式，所带来的司法弊端是主要靠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去认定犯罪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司法观念陈旧，侦查人员潜意识中只注重对犯罪的惩治打击，忽视保护人权，同时还受“无供不录案”封建主义诉讼传统的影响，重口供、轻证据；另一方面，由于侦查机构的建制，队伍综合素质和科技装备等诸多地方不完善，严重制约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侦查意识。 　　今年五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论侦查中刑讯逼供的主体心理及遏制

侦查中刑讯逼供主体心理分析，主要是研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讯以获取口供的心理现象。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主要心理原因有，封建专制意识影响，法制观念淡薄，对口供的认识误区，职责认知不当，消极情感的干扰，急功近利心态以及责任扩散感与从众心理等。针对这些心理成因，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完善立法与监督，加大对刑讯逼供罪的惩治力度，提高侦查人员心理素质，增强侦查主体依法办案意识。     

浅谈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

当前，我国反贪案件的侦查模式基本上属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充分信息后，再以嫌疑人口供为基础搜集其他的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所出人，就继续讯问。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反贪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围绕嫌疑人口供进行。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反贪部门的侦查成本和效率。笔者认为，为适应反贪侦查的严峻形势，提高侦查效率，采用秘密侦查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对于反贪污贿赂案件的破获具有巨大的效应：     

浅谈行、受贿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一旦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后,如何及时将口供转化成为一份高质量的讯问笔录,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防止以后犯罪嫌疑人翻供,成为侦查办案的关键环节。贿赂犯罪案件因为其他证据相对单薄,一对一这种交易形式,使得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笔者对贿赂犯罪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论侦查讯问制度及其完善

一、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侦查讯问制度是一项规定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制度，其调整对象是侦查讯问活动。侦查讯问的目的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听取其辩解。由于口供在各国普遍被视为重要的证据。因而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也为各国所重视，并已形成一套以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和自愿陈述为特征的现代侦查讯问制度。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内容是比较完整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些现代侦查讯问…     

加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推进侦查模式转变的思考

职务犯罪传统侦查模式面临的重重困境,要求我们不断寻求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一、职务犯罪传统侦查模式面临的困境职务犯罪传统的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的模式,即锁定犯罪嫌疑人后,通过讯问手段获取口供,然后再行调取证据;如果发现证据不存在或不足等情况,则再次获取口供，而后再来调取证据。此种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如下弊端：     

刑讯逼供的根源和预防措施

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的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一个根据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以违法治违法，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可以说，结果的正义是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的。     

论讯问技巧在侦查取证中的运用

侦查取证中的讯问技巧,是指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促使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所采取的诸多讯问策略和方法的总称。侦查人员“初讯”犯罪嫌疑人时,正确运用讯问技巧,对突破案件,固定证据,扩大线索等侦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贿赂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管辖的贿赂犯罪主要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其中最常见和多发的是受贿罪和行贿罪。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行受贿行为是"一对一"进行的,隐蔽性非常强,而且行受贿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容易形成攻守同盟,不容易收集证据。因此,对行受贿犯罪的侦查,往往依赖于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一旦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后,如何及时将口供转化为一份高质量的讯问笔录,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成为     

如何提高询问艺术

任何一起刑事案件,从审查立案依据到分析判断案情,从发现侦查线索到查证犯罪嫌疑人,从收集证据直至最后破案,几乎都离不开询问.询问是指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为了获悉案情,用问答形式依法向涉案人员所进行的调查取证活动,是询问主体与询问对象之间语言交流、心理接触的过程.提高询问艺术是使询问工作获得预期效果的关键.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别把＂钓鱼执法＂用在人民身上

追根溯源，我们所称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刑事侦查中的所谓警察陷阱，也称警察圈套、侦查陷阱、陷阱取证，是指在侦查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取得犯罪证据，特意创造某种机会和条件，诱使、暗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或者为其犯罪活动提供某种便利，从而获得犯罪证据并缉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     

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

业已进行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的试验表明:犯罪嫌疑人对此一般表示欢迎,他们在侦查中形成的口供比较稳定,此后没有翻供现象;而另一组没有律师参加讯问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后有的人进行翻供,并把原因归咎于侦查人员的不当讯问。同时,大多数侦查人员对试验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认为对侦查活动没有负面影响,反而有积极意义。试验还表明,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并不需要“一刀切”,且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也难以做到“一刀切”,因此,需要探索、建立替代性制度,如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机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对遏制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功能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对讯问活动的录制必须是全程的;必须建立完善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要保证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实践中良性运作,必须对相关制度作以下改革:强化对侦查权的控制,杜绝侦查人员在讯问程序外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手段;建立严格的证据规则,确保裁判者客观公正地审查录音录像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完善程序规则,强化辩护方对录音录像的程序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