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优化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为一种新的机制——自愿供给机制的出现创造了现实的需求。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此外，还面临着组织薄弱和资金匮乏的现实障碍。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资金筹集、社会资本四个方面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对于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与功能分化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经历了“人民公社——村民委员会一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种主要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全能型的农村微观组织形式被打破，经济功能分化出来，逐步演变为独立、合法的微观性经济组织。推进农村微观组织的功能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培育农村政治性微观组织，分担和承接村民委员会无力完成的农村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决策制度运行的制约因素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采取一事一议的自主决策模式,这种模式在运行中主要受到政府行为、村民自治、熟人社会、宗法关系等环境因素的制约。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探讨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改革的深入，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角的传统供给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创新现实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才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对当前村民自治改革中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性建议。这对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试论“双重失灵”与农村“NGO”的作用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可以有效地弥补＂双重失灵＂,在健全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体系、有效监督与遏制腐败、构建农民公共需求表达机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上的努力。村民自治,是中国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要发展良好的村民自治,关键之一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安排。因此,系统分析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分析其存在的缺陷,提出修改思路,是在制度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保障。     

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

村民公共参与是衡量农村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议论、选举、接触、投诉、抗议等是当前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主要实践形式 ;非制度化参与、非均衡状态等是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共同特征。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及处理的现状及其满意度评价——基于江苏省的实证调研

基于2015年江苏省苏南、苏北和苏中部分农村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及处理过程中农户的垃圾分类意识、农村垃圾的治理环境以及农户对政府部门垃圾处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总体上江苏省政府对农村地区垃圾处理很重视,但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村民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农户的垃圾分类意识与其年龄和学历水平成正比,农村垃圾的治理环境的改善需要加强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对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态度与投入直接影响农户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氛围。     

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初探

市场的外部性使市场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出现市场失灵 ,政府的内部性使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率和高成本而出现政府失败。农村公共产品如何有效供给 ?有没有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能够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整合与供给 ?类似于农民协会这样的农村民间组织能担当诸种重任吗 ?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     

论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由于政府公共选择与村民集体选择的冲突、村民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渠道堵塞、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等问题，村民会采取无序的、过激的、突发的方式干预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程。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通过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建立有效的多元沟通机制等途径，实现村民对公私合作的民主有序参与。     

论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原因

在中央政府推行农村基层自治与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发生了变化。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处于短缺状态,政府提供不足,且缺乏市场等主体提供公共产品。既有研究表明,基层民主选举与村民自主提供公共产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其中的内部机制尚未被发现。调研显示,民主选举出来的"小型集体"能够综合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和正式制度,通过小型集体内部的低成本协商、广泛的利益卷入、共享规则与信息、长远眼光、共容性利益、正式问责、信任与互惠这一系列因素的联合机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以达成合作,通过自主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     

农民文化生活的失衡与调适——基于湖北安徽农村文化生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六个县市的农村文化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当前农民私性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现状。用数据表明在农民私性文化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使农村公共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私性生活的规范与调适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价值认同,削弱了村庄的凝聚力。改革当前不适宜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参与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获得村庄公共认同的有效途径。     

对村民自治权的完善和保障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持以宪法为根据，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了十年来村民自治的经验，把法律草案公之于众，充分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完善了村民自治权的内容、组织形式和保障措施，反映了亿万农民的愿望，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一村民自治权的内容村民自治权就是农村村民以村为自治单位，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自主决策的权利，任何机关、团体和…     

村民互助组织对新农材建设的意义——河北省行唐县村民和谐互助组的实证调查

本文以河北行唐农村的村民和谐互助组实验为个案,认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横向合作的村民互助网络,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培养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新型的农村人际关系,推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乡风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     

村民互助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河北省行唐县村民和谐互助组的实证调查

本文以河北行唐农村的村民和谐互助组实验为个案,认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横向合作的村民互助网络,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培养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新型的农村人际关系,推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乡风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     

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的困境与突破

资源稀缺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和多中心理论为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的制度困境,否则必将陷入治理失灵的陷阱。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协作供给困境突破的关键在于培育多元协作的战略文化、健全协调机制、加强责任监督和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四个方面。     

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对江苏Y市某村修路活动的过程／事件分析

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某些区域的村民通过集体行动介入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象时有发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均对集体行动的达成机理做出了解释。然而，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集体行动，其达成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逻辑。本文以江苏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在关注、描述和分析事件及其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同时，以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发掘乡村精英入主村落治理的可能性，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的认知，尤其是这些传统因素及村落舆论对村民造成群体性压力的程度。最后，文章试图通过深入探讨村民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角度简要概括该地区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以此呈现我国转型期村落治理的本土资源。     

健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对策思考

村民自治是由农村村民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村的基层民主制度。经过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这一基层民主制度逐步趋于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采取对策加以健全完善。     

社会企业介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现实必要与推进思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在全球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突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等社会发展困局的创新思维与实践。在传统的农村养老服务领域中,市场与政府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市场失灵要求政府介入,政府失灵又要求市场机制的适当回归。然而,当政府与市场在农村养家服务供给领域出现双重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社会企业这一创新型的组织形式来拾遗补缺,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养老服务的多层次需求上的不足。只有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取长补短的平衡关系,才能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出路。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