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

从近年来互联网新趋势与世界政治新变化看,基于互联网2.0时代技术与观念的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为能力、重塑政治议程、拓展外交路径。在2011年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得到印证,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此,本文简要描述了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总结互联网2.0技术引发的"世界政治2.0"现象及其特征,并针对世界政治2.0时代对中国的影响,尝试提出应对挑战和适应新形势的措施与方法。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下的“警察社交媒体战略”探微

"警察社交媒体战略"是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研究项目之一,主要研究当前社交媒体对欧洲国家警务工作的影响,并提出未来欧洲警务工作中的社交媒体战略。从现实情况看,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对各国警务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警察必须正视现实,接受挑战;从未来发展看,警察应当主动将社交媒体融入传统警务工作之中,使其为我所用,同时赋予其新的形式和内涵。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基于社交媒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统战工作新路径探析

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深受社交媒体"变量"的影响。产生这一"变量"的重要因素在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基础,即人际关系网。在国际传播工作格局中,新闻宣传领域是借助社交媒体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其主流工作路径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却较难从人际关系网层面充分应对社交媒体"减量"风险。对此,统战工作需着眼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基础及关系传播,立足自身人际关系资源优势,构建"互联网+"统战关系国际传播网,进而推动社交媒体"变量"变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最大"增量"。     

社交媒体时代政府危机管理:特点、问题及对策

社交媒体深刻影响了公共危机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重构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和应对措施。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使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场景化、多元化和即时化的特征,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处置实效、回应时间和处置主体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政府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危机管理偏重于工具化,仅将其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缺少回应性,法治化程度也存在欠缺。政府须坚持互联网思维、更新治理理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交媒体管理,利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分析、预判和处置公共危机,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危机管理的机制。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合法性是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学术史上,合法性研究包括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向度。规范主义强调合法性应来自于在政治中美好价值的实现、以及合乎法理的政治程序;经验主义认为合法性是民众事实上的政治认同,来自于政府绩效及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十分复杂,包括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外在观念所导致的民众的政治认同等。在规范意义上,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历史合法性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验层面,民众对中国政府绩效的正面评价提升了政治合法性;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则对合法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传统文化价值观、主流媒体建构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互联网兴起则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     

试论美国媒体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权利、社会制约权力是当今法治国家权力制约的三大思路。媒体对权力的制约是社会制约权力的重要方式。高度信息化的美国,媒体在影响选举、监督政府、设定议程、沟通民众等权力制约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现出极大的娱乐化、庸俗化倾向,在国际报道中与政府日趋一致、传声筒作用增强,监督中“过”与“不及”同时存在。     

被遗忘的权利———社交网站引发的隐私权规制困境与对策研究

随着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在现实世界里运用互联网、以数字化方式建立人际交往关系、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个人信息.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在生活中的悄然融入,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享信息、展示自我”的平台,但由此引发的隐私过度暴露问题却不容小觑.鉴于社交网站所引发的隐私争议,以语境完整性理论的视角分析争议背后的隐私风险与规制困境,在借鉴域外保护隐私权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探讨我国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有效机制,以期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实践运作提供理论参考.     

网络消费及其对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与应对

网络消费是网络社会的重要消费形态，主要有网络信息消费、网络实物消费、网络劳务消费等三种类型，并在社交、经济、娱乐等三个领域形成了典型消费现象。网络消费的兴起和发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双重影响。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经济的创新发展、网络文化的形成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网络信息消费的“虚实之间”、网络实物消费的“消费主义”和网络劳务消费的“泛娱乐化”又使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为有效应对网络消费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社会治理需要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网络消费情境，着重在树立互联网思维、遵从网络消费逻辑、及时把握动态变化等方面更新治理思路，充分发挥互联网正向功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警察机关使用社交媒体情况研究——以英国警方处置突发性事件为例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警察机关使用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英国近十年来几起严重的群体性暴乱为例,分析英国警察机关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及原因发现,其实质涉及到英国警方对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视程度不足、认知和预期目标不清、媒体平台选取出现偏差及相应信息发布策略、情报预警机制失察等问题。通过深度分析案例,指出警方在突发事件处置中使用信息发布策略的重要性,提出媒体平台选择和预警机制设计的建议,以便为我国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策略性使用社交媒体提供借鉴。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影响台湾民众统独心态的几个历史与现实因素

台湾民众统独心态的形成和变化受着特定时空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台湾民众产生了浓重的悲情意识和台湾情结;两岸长期敌对和分隔状态使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疏离感;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台湾民众形成自我优越感;“台独”成为台湾当局主流意识形态,严重冲击和操控着台湾社会心理。未来存在诸多促进民心向统的有利条件。     

对领导干部互联网应对能力的思考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其影响力远超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媒体;同时,互联网事件频发,呈现周期短、传播快、影响广等特点。对互联网热点事件处置引导不当有可能引发全社会的不满和骚动,使社会管理工作陷入困境。因此,提高领导干部互联网应对能力势在必行。     

开拓高校就业信息服务新社交媒体渠道——高校就业微信平台打造

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就业信息网站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在新时代的需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增强移动终端的信息服务势在必行。微信作为国内两大主流社交媒体之一,在高校学生中具有较强的普及性,微信平台在信息发布等方面更是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文章以微信平台为例,就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品质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香港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

随着智能手机及无线网路的普及,社交媒体已成为时代的宠儿,它不仅是获取资讯、人际交往的重要渠道,而且已经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尤其是新闻自由度极高的香港,媒介政治化,政治媒介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征、香港政治力量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探讨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     

“进步”的幻象: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社交媒体在给青少年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和传播隐忧。在学习方式的变化上,社交媒体的盛行加剧了知识的虚拟化,学习更依赖于获取知识的路径,通过现实经验和主观思考获取知识的重要性受到贬低;在思维方式的变化上,社交媒体有可能造成青少年的碎片化思维和历史感断裂;在社会参与方式的变化上,圈子传播限制了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这些深层次问题是今后青少年研究必须正视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社交媒体反恐

在全球恐怖活动呈现网络化、本土化的趋势下,社交媒体以其强大的使用基数、宽松的网络环境为恐怖活动的蔓延提供了温床,成为恐怖组织和个人进行恐怖活动宣传、组织、策划、行动的新型媒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强力执法机关,应深刻认识社交媒体对社会管理的冲击,积极探索适应新技术发展需求的社交媒体管理模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获取预警性、行动性情报信息,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网络监督,将恐怖活动消除在萌芽状态。     

网络社交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截止到2013年6月底,我国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人数已达到4.33亿。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得以利用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信息又会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进而诱发更多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插手我国内政,使得群体性事件不断由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向复杂的政治诉求,进而破坏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制定利用网络社交媒体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对策,进而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重任。     

Web2.0时代西方政党活动策略的调整及其启示

由于Web2.0时代社交媒体拥有庞大的用户数,政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离不开对互联网平台的争夺。为此,一些政党开始把目光从线下转向线上,通过开展线上政治动员、发起网络众筹活动、在线操控选民情绪、开辟网上回应通道等策略来应对选战。虽然中国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越性,但国外政党在互联网上开展政治宣传和选民沟通的宝贵经验,以及对社交媒体营销模式的灵活运用,仍然对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