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及其潜能释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义务教育“资本化”:成因及社会影响

义务教育资本化已经在很多城市表现出明显的趋势,不仅导致房价上涨,加剧教育竞争,削弱义务教育制度的制度效用,而且还会导致阶层差异的再生产。而地方政府基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收益,与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投入之间的弱关联性,是义务教育资本化难以消除的内在原因。将这种弱关联转变为一种强制性的关联,强化地市级政府的统筹和协调作用,以义务教育资本化的政府收益来平衡不同区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也是消除义务教育资本化的最佳选择。     

稳就业：成效、挑战与政策指向

得益于经济运行的回升向好、各类稳就业政策效果的集中释放,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并呈现出逐步改善的态势。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各项政策的协调作用、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和多元主体联动等,是当前稳就业的关键。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前瞻性地引导和优化全社会人力资源供给、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     

从GPI看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消除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必要保证。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城乡和地区因素,中国初等教育(小学和初中层次)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近乎消失,教育性别差异突出地体现在中高等教育层次。中等层次(普通高中、中专、技校)的教育中持续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的削减速率相对平缓。就高等教育而言,两性之间的差异在总体表现出快速削减的趋势,但在女性中,有较大比例者接受的是较低层次的高等教育。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提高工资还是减少加班?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体制差异

理解当代青年的工作满意度形成机制对于实现高质量就业、增强获得感具有深刻的意义。工资收入和加班行为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体制分割带来的绩效主义和权益保护方面的差异,分析了二者对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收入和加班行为对于当代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提高工资更有利于增加体制外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减少加班更有利于增加体制内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并且无论是自愿加班还是非自愿加班都会影响体制内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上述研究发现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劳动就业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员工激励、加班等问题。     

资源价格及其合理性——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社会学分析

社会公平问题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但却是一切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1 ] 。在关于社会公平的争论中 ,人们关注与争论的核心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公平决不只是经济学的话题 ,它已引起了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那么 ,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呢 ?一、理论回顾理论界对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讨论 ,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即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一 )定性分析。定性地判定分配公平与否往往从政治、伦理、社会道义和社会心理等角度去分析问题 ,其中一些抽象的甚至思辩…     

新就业形态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理解新就业形态的关键不只是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而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关系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方式的变革。根据劳动关系的"新"和劳动方式的"新",新就业形态可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以"去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Ⅰ型)、以"多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Ⅱ型)、以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方式的新型化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Ⅲ型)。新就业形态亟待克服的主要短板是由劳动关系的"新"所导致的,其中最为突出表现是I型新就业形态中的"去雇主化"带来的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和权益保障问题。     

从产权差异到资产分化：98房改以来城镇居民的住房

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与之关联的住房利益分化越来越不容忽视。已有研究对住房利益分化的长时段变化趋势缺乏考察。基于98房改之前与之后共9个时点的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住房状况及住房利益分化趋势的系统分析表明，随着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的改善和产权住房自有率的上升，以产权与实际居住面积度量的住房利益分化大大缩小，但由住房资产所体现的住房利益分化日益凸显，甚至自2010年以来表现出“极化”倾向，而且这一利益分化过程越来越多地受到诸如房价、地 理空间等个体经济收入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重新定位房地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加强对住房利益分化的调节，已成为一种必然。     

组织化的权力和资本与碎片化的多元利益主体——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本质缺陷

城市空间快速的扩展与重塑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其中的利益冲突及相关社会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城市旧城改造中,组织化的权力和资本与碎片化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博弈,使组织化的权力与资本成为旧城改造实质上的主体。这一主体因其组织化而力量强大,它要么侵蚀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要么一厢情愿地代表了其他利益主体的自身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而改变城市治理模式,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在城市建设与改造中的作用,既是维护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的保证,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