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补偿和赔偿研究

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除因侵权行为引起须由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外,必要时应辅以社会救助;非因侵权行为引起的,以实施社会救助为主。救助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保障,应以维持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为标准;补偿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或民事征收征用的对价,或其他合法行政行为所致损失的对价。应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分别制定贫困救助法和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建立损害赔偿基金制,对突发事件损失补偿和赔偿的特殊性作出规定。     

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

见义勇为中救助者所涉及的"他人事务"具有"多重主观归属性",这也决定了见义勇为行为法律性质的复合性及其法律后果的多重性。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不同于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中管理人对被管理人的损害赔偿等请求权,前者在利益衡量上更为妥当。基于见义勇为的行政协助性质,在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不足以弥补救助者损害之时,应通过行政补偿、社会救助等对救助者的损害进行兜底救济。     

公私协力保障生存权——以社会救助制度为例

当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需要国家事先或事后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救助的宪法基础是生存权保障,其已从一纲领性、抽象的概念发展出基于人性尊严的具体请求权内涵,要求立法应把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明确保护公民宪法上的最低生活保障请求权。但传统意义上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单方的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费用为"公的负担",未能满足受救助者基于人性尊严的选择权。基于责任与执行的分离,在社会救助中公私协力、行政行为与契约并用来保障生存权,不但是解决实际财政问题之需要,更符合宪法上作为具体权利的生存权无缺漏保障之真正实现。     

日本行政损失补偿要论

<正> 一、行政损失补偿原理和体系(一)原理1.行政损失补偿产生背景在日本,行政损失补偿是指因合法行使行政权而使国民合法权益受到损失时,由国家给予的补偿.它与因违法行使公共权利造成的行政损害赔偿制度合称为“国家填补制度”。这种行政损失补偿制度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近百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社会实际生活演变的必然结果。     

国家行政赔偿责任刍议

行政赔偿制度,是指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因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不法或合法的行政行为,使其权利或利益遭受损害或损失,而依法向国家请求予以赔偿或补偿,并由国家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的法律责任制度.     

何为禽流感中扑杀行为的“合理”补偿——兼论风险规制与行政补偿标准的新发展

禽流感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对疫区禽类实施扑杀,并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中的"合理补偿"对禽主实施补偿。实践中,"合理补偿"多被解读为"相当补偿",这与行政补偿的一般做法相一致。然而,基于扑杀行为对于公共利益影响方式和程度上的特殊性,扑杀补偿中的"合理补偿"应为"完全补偿"。风险社会中当风险自担原则被公共选择所替代时,政府应就其风险预防行为承担损失补偿责任,而该补偿行为也能作为政府规制工具对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设计补偿标准时应以风险预防原则取代比例原则。     

国外好撒玛利亚人法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近年来,救人被讹的事件屡屡发生.此类事件凸显出的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滑坡,更多的是法律规制的缺失.西方国家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已运行多年,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值得我国借鉴.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我国应制定一部包含救助者的范围界定、救助作为公民的一般义务、救助者的责任豁免、侵犯救助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举证责任等内容的全国性的保护救助者权益的"好人法",以解决目前我国社会"救不救"这一问题,维护社会和谐.     

美国用“好人法”保护“好人”

为保护社会上助人为乐的行为,让好人做了好事不至于惹麻烦或当被告上法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条款予以保障,有的叫《撒玛利亚好人法》,也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它们都是在紧急状态下,为救助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而这种救助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而是出于内心的道德,无偿对他人进行救助。     

行政补偿法立法刍议

行政补偿或称行政损失补偿或公法上的损失补偿,是指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合法地给特定人的财产带来特别损失时,基于保障财产权和平等负担的原则,对该损失予以弥补的行为和制度。这是一种作为权利保障与利益平衡机制的法律制度。中国行政补偿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行政补偿的专门法律体系,有关规定只是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之中,有关行政补偿的立法还相当不成体系,不够完善,甚至说还凌乱。对于哪     

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思考

从行政法角度分析 ,见义勇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 ,根据行政补偿理论中的公共负担平等说 ,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可以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 ,以弥补见义勇为者因其见义勇为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简要介绍了行政公益诉讼的涵义及特征,重点阐述了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构建我国特色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论我国的行政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目前整体的规范化行政补偿制度尚未建立,大量的行政补偿问题尚无法可依,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公共利益遭受到的损失得不到适当补偿,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补偿,我国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虽然增加了征收、征用的补偿条款,但对补偿的标准没有提及,应当说还有待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否则,依然难免会存在国家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侵害私有财产权的现象,不利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因此,参照国外补偿标准立法,根据我国行政补偿标准的现状来完善相应的立法,十分必要。     

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问题探析

劳动群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我国土地公有权的重要形态,其土地权益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以此法律规定为基础,对土地补偿中的补偿前提、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被补偿主体、补偿程序、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补偿实现以及法律责任等有关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原则与范围

行政补偿制度是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合法行为的附随效果或公法之无因管理行为等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从而进行补偿的行政法律制度。补偿原则与范围等是行政补偿制度构建的基础性问题。从我国的制度构建需要出发,行政补偿原则应当包括公民权益保护原则、依法补偿原则等,补偿范围则因补偿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实际困难。国家立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是各国通例,由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依法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借鉴国外中央集中立法、行政程序法典和地方先行立法等立法,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及现行立法体制,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相对适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可行选择。     

当前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行政许可作为行政机关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有效手段,目前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阻碍统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政府形象,给公民、法人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为此,笔者在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设想和建议。     

试论行政补偿

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它不应属于行政法责任,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判断公共利益应考虑国家发展目标、事业的公益性、受益对象数量、效益与损害的比较、正当法律程序等因素。城市房屋拆迁分为行政拆迁和商业拆迁,行政拆迁是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征收或者征用,商业拆迁是拆迁人通过自由买卖而收购土地使用权的行为。目前应严格区分行政拆迁和商业拆迁,分别适用不同的调整方法和补偿规则,寻求相应的救济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试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就不能不关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现代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私权利的同一性决定了和谐必然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的常态，同时也说明在我国构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完全是可能的。构建我国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求行政公开制度要进一步的完善，包括行政告知制度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