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类聚》所引楚辞与后世流行本之比较

作为先秦文学代表的楚辞内容丰富．给后世提供了各方面的写作素材。其中类书《艺文类聚》就从各个角度广泛地征引了楚辞，由于该书编撰、成书年代较早。与宋以后的版本比起来，有着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对人们校勘楚辞有参考作用。所以就后世流行的《楚辞章句补注》与所引之《艺文类聚》相比较，可见唐抄本与宋刊本之异同。     

苗蛮东夷相连重合的地域及同母语地名

从历史记载的“蛮者，盘瓠之后，散居江淮间至豫汝之郡”、“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会稽山为茅山又名苗山”和苏皖鲁豫之地的茅山、苗山、蒙城、蒙山、芒山之族称地名的存在，以及蛮夷语泛称地名洞庭湖在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的群落，证明苗蛮与东夷，有相连一片与相重合的地域，并曾有过共同的母语，否则就不会有如下地名的存在。从而证实苗蛮东夷具有亲缘关系。     

古朝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

古朝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陈蒲清古代朝鲜民族，是由很多部落联盟经过长期历史融合而形成的。中国古代把渤海沿岸直至日本列岛的广大地域，称为东夷区。古朝鲜属于东夷的范围之内。古朝鲜族大致可分南北两大支系。从辽河流域东北至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一带，属于北...     

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

《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前人对“鸱龟”句的注释各持己见: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系指鲧治水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这显然是望文生意,并无根据。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详其文势,当与下文应龙相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这看法是有创见的,但他却又不能正确对待鸱龟的含义,以为鸱龟而能献曳衔之计,不过是“无稽之谈”。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是象征“障堤绵亘,若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此出于同事者之谋,但鲧误听耳。”这看法提出了鲧筑堤导水的方法系“出于同事者之谋”,可与朱熹的说法互相阐发:但他也不能正确对待     

《楚辞》研究五题回顾及反思

一、屈原自沉与《哀郢》之关系 《楚辞·九章·哀郢》篇的释读理解,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自明代以来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郢都沦陷联系起来的,是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汪氏说“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并据《史记·楚世家》,举出了秦昭王对楚国的几次攻伐,认     

萧兵楚辞学研究方法论

萧兵现象的崛起，是楚辞学术界不可忽视的奇观。实际上，萧兵的楚辞学研究已超越了目前人文科学中众多的学科分界，超越了这些学科规限的研讨的具体层面，而直接揭示早期人类那笼括着文学艺术、古代神话、哲学宗教、民俗习惯、生存观念、情感状态等等的内容丰富的巫风文化之渊源。     

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汉代得到承认，从此影响深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四语）。但在汉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人并不以“楚辞”一名来称呼屈原的作品，而且，这正是汉代文坛写物大赋风行日盛的时期，汉人却又常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楚辞与汉赋，虽然源流相牵，其实体制不同，以致于后人有“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批评＼尽管如此，“楚辞”这个名称毕竟还是汉人确立的。因此，如果考察一下汉人最终将屈原的作品以“楚辞”定名的过程，是可以反映汉人是如何认识并接受楚辞这…     

论楚风

自屈原的楚辞问世以来,历代的楚辞研究者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或褒扬,或贬抑,分歧极大。汉代班固可谓是对楚辞指责最早的一个人。他针对刘安为屈赋所下的赞语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多称昆仓、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班固“强非其人,     

《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论《楚辞》自然美的艺术表现

《楚辞》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永久审美价值的杰作。它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和谐统一 ,主观情致与自然形象有机相连又各具风貌。《楚辞》的艺术特质在作品中表现是多方面的 ,本文试从它的自然美描写方面作出探索 ,简略说明《楚辞》的一个艺术现象、美学特色。一　　《楚辞》作为南国“蛮夷”的地方文学 ,带有浓重的南方自然色彩 ,众多具有美的属性之自然物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在诗篇中大量显现。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意识及艺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楚辞》的表现内容和描写对象自觉或非自觉地带有南方的自然色彩是构成它艺术特质的一个十分…     

论“四夷”称谓的变化

我国先秦时期,华夏统治者往往将公布于祖国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有时也将其中的某一称谓与方位概念联系起来,如“东夷”、“西戎”、“北狄”之类。不过,当时不但尚未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而且就是某一称谓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不固定。如《孟子·离娄》既称舜为“东夷之人”,又称周文王姬昌为“西夷之人”,又如《诗·小雅·出车》虽将西方的民族称为“西戎”,但《书·仲虺之诰》又将其称为“西夷”,至于“蛮”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将其与“南”联系一起,而称“南蛮”之例。可见,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都只不过是中原华夏统治者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而已。只是到了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才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     

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他创作出了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杜甫是唐诗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继承了《诗经》的风格，把实现主义诗风发挥到了极致，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者，但是他的精神与思想却秉承了屈原，吸取了楚辞的精华，成为唐诗中继承屈原的典范。本文就其爱国精神、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了杜甫对屈原精神及楚辞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蒙山酿酒与文人墨客

蒙山酿酒历史悠久,位于蒙山之阴的蒙阴酿酒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蒙阴县已出土的酿酒、饮酒文物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高足杯、陶樽、滴孔滤酒陶瓮及陶灶等。《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夷人率皆土夷,喜欢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众多出土文物证明了史书记载的确凿。令人称奇的是,蒙阴酿酒从东晋之时便得到了杜康的...     

论王士禛与楚辞

王士禛在其诗学中虽没有系统研究过楚辞,但在赞扬楚辞作家、探讨楚辞源流、运用楚辞尺度、推崇楚辞价值等方面皆有高见。与此同时,他在其诗歌中不时地怀念楚辞作家、引用楚辞题目、融汇楚辞字句、品评楚辞题画以及模拟楚辞咏物,表现出对楚辞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接受,从而使其诗歌达到较高的水平。     

楚辞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

楚辞在当时能歌唱吗?它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表现在哪些地方?它的性质与作用又是些什么?这涉及到我国古代音乐尤其是楚声与诗歌的关系,涉及到诗人怎样对待诗歌形式的问题。但是,由于楚声失传,对楚辞的唱法已无法了解,今天我们只能从楚辞的歌词形式入手,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诗人的艺术成就和欣赏楚辞这一艺术作品。楚辞的歌节变化,最有特点的是“乱”     

略论综合研究法——以楚辞研究为例

学术界采用综合法研究楚辞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有的学者从考古学切入,结合文字学、考据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书面文献资料,将甲骨卜辞、简帛文献、墓葬实物等,与楚辞文本相互参证,破解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些疑难问题;有的学者用文化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理论,理清楚辞与南北文化的关系,从而再现楚辞本色;还有的学者用天文学、物理学、光学、地质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对楚辞进行开拓性研究,探寻其文字符号中隐藏着的答案密码,试图揭开其千古奥秘。诸多实例表明,在楚辞研究中,综合研究法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闻一多与《楚辞》的“不解之缘”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斗士三位一体,学者时期最长,其中,又以"楚辞"研究为闻一多耗时最多,用力最勤,成果最突出,最能彰显其学术个性的领域。"楚辞"是闻一多唯一带有生命体验去研究与创作的,《九歌新编》脱稿不久,闻一多遇难。闻一多研究"楚辞",从1932年春天到1942年12月恰"十年左右的光阴"。但,闻一多起步较晚,到三十四岁时才投身"楚辞"研究。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闻一多的"楚辞"研究有些特别,根源于闻屈相通,闻一多深味屈子之心。     

王逸《楚辞》学:立场与方法

章句学源于经学 ,但王逸却用它来解说《楚辞》 ,这在学理上就留下漏洞。从王逸《楚辞》学使用章句的方法入手来解剖当时学术与文学观念的变化 ,可以挖掘出王逸《楚辞》学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在批评史上的意义     

寻坠绪之茫茫 独旁搜而远绍——评《楚骚:华夏文明之光》

楚辞研究,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艰深,资料湮没,存在着的问题很多。有的悬而未决,有的众说纷纭,有的需要重新审视,有的尚待深入研究。无怪乎郭老生前有言:楚辞这座巨大而瑰丽的宝库,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找到打开它的金钥匙。长期以来,殷光熹教授以其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长期在这块洪荒之地上默默耕耘,进行了大量的梳理、补缀和阐发工作,“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些成果,就集中体现在他近年出版的专著《楚骚:华夏文明之光》一书之中。初读此书,似觉分散,细细琢磨,却有相当的系统性。作者在书中先探讨与楚辞本身有关的诸如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作品归属     

《天问》义释八则

一、伯禹愎鮌,夫何以变化? “愎”,朱熹《楚辞集注》作“腹”,洪天祖《楚辞补注》引一本作“腹”,大小雅堂本作“腹”,《注释音辨柳先生集》十四附《天问》作“腹”,王逸《楚辞章句》云:“鮌愚狠腹(一作愎)而生禹,”似王本亦作“腹”,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作“愎”,并谓“鮌之愎,禹之圣,父子一气而变化殊,天性异邪?抑所谋顺逆异邪?”认“愎”为“刚愎”之意。案作“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