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演变及实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也是当前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断演变,但一直以来美国都将人权外交作为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霸权体系的重要手段。     

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从"非洲兄弟抬我们"到"仿佛非盟会议搬到中国"——党的和平外交方略及其在对非洲关系中的实践

和平外交是我党长期坚持奉行的外交方略。我国通过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长期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党的和平外交方略指引下,团结和支持非洲国家,推动南南合作,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战略。50年来中非人民紧密团结,中非友好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非关系发展的新实践表明,我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奉行和平外交方略。     

论主权与人权

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初颇为风行“人道主义干预”即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它存在的一定时期内，尤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国际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侯起，某些西方国家大肆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公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强权政法和霸权主义，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探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以事实和雄辩来批驳和揭穿这一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统战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和国际机制的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大国外交特色,利用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式,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治理不可逆转.全球治理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利弊兼有.应正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辩证地做出对策,坚持中国尺度,全球视野,积极有度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和多边外交,合理规避各种风险,争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是贯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对国际形势作出客观分析后,邓小平指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的和平的外交战略.最终都指向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在21世纪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对外宣传活动实施其对外政策的一种外交行为方式。中国政府虽然在过去未正式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特点。第一个阶段:宣传新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第二个阶段:促进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个阶段:介绍说明中国,倡导和平发展。从总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日渐摆脱传统的“宣传”观念的影响,愈来愈接近现代公共外交理念。实现中国和平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逐步打造一个合作的、友好的、负责任的中国国际形象。     

论中国外交中的“共赢”理念

共赢是各国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与现实追求。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密度加大,交流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增高,为实现共赢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共赢"理念以维持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为增进与其它国家间关系,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战略意志和道义,对中国外交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外交的"共赢"理念与和平、发展及合作紧密联系融为一体,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论,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的道路自信,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国家间共同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对中国外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邓小平人权理论的时代特征

在邓小平人权理论体系中 ,关于人权与和平、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与时代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子体系 ,这一体系的建构体现出邓小平人权理论在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理性与睿智。本文从邓小平人权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阐释、人权与和平权和发展权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理解邓小平人权理论的时代特征及其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我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多边外交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舞台。本文试图从国际公共关系的视角,探讨提升我国多边外交成效的应有策略。本文认为,在确立清晰的国际公关战略目标及相应的协调机构之余,我国还必须强化在多边外交活动中对国际事务和本国立场的论述能力,并恰当地运用国际媒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蓬勃发展的民间性的多边活动,与政府间多边外交活动相辅相成,是我国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更多地予以重视。     

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木理念。中国外交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国际主义内涵,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也有助于巩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国家,需要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摈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担负国际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支点

周边外交和"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突破。作为中国最大"周边"的俄罗斯与中国互为传统邻邦,两国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重大矛盾分歧;作为世界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中俄两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为与西方传统强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异质化的两强,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人文和国际秩序四个维度上存在着诸多利益交叉和重合,而这正是中俄"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与中国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2004年是全国妇联建会55周年。遵照胡锦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一年被定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年。顺应妇女发展的世界潮流,在强有力的国内政治背景下,我国于1995年提出“男女平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近10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法律政策、组织机构、运作机制入手,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妇联已与151个国家和地区近700个妇女儿童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友好联系,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妇女组织,对推动国家关系、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