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为中心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多边规则的达成 ,创造性地采用以最惠国待遇和承诺表为主轴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多边生成机制 ,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推行 ,并未禁止成员方基于审慎目的或特定的国内财政金融困难而实施必要的监管 ,关键在于如何摆正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即应以推进金融服务自由化为主线 ,金融监管应服务于金融服务自由化目标 ,而不能成为金融服务自由化进程中的障碍。     

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框架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基本目标。为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GATS及其附件规定了审慎监管制度 ,但是审慎例外条款自身规定的抽象性及其优先适用性大大削弱了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为弥补审慎例外条款这种实体性规则不足的缺憾 ,GATS为成员方规定了审慎监管标准协调与认可的程序性义务。因此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身兼二职 ,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动态平衡     

例外与原则之间:金融服务中的审慎措施争议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体系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审慎例外加以平衡的。但是,审慎例外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具体含义。随着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程序,专家组得以有机会首次对审慎例外加以界定并就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对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加以认定涉及一成员方对于审慎目标重要性的先后顺位是否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对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涉及能否援引国际标准评估一项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解决审慎例外之争意味着金融监管领域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浅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金融服务贸易被列入WTO多边法律框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监管问题也成了WTO各成员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贸易自由化与所得税壁垒的消除

特定的所得税措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壁垒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多边体制来实现的.不过,税收协定和WTO体制对于所得税壁垒的消除是不彻底的.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WTO体制和税收协定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协调.     

从国际法角度论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WTO成员以公共健康为口号发起的贸易限制措施与各国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存在着冲突。GATT/WTO的有关规则和实践显示出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态度从“忽视”到“有条件肯定”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GATT时期的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不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而WTO时期出现了有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实施的变化。在WTO现行体制下,各国在实施为公共健康目标的贸易措施时,应符合特定目标的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目标与手段的相称性等一般要求和相关的具体要求。     

《GATS》和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

金融自由化和审慎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时代特征,《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意义在于:由制度层面给予“自由、监管”以具体的含义,这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看,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在法律上,尤其是在国际法领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规则的冲突。在以推动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内,这种冲突通常体现为成员国采取限制贸易的环境措施而直接导致争端。分析WTO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可以发现,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对处理环境与贸易冲突的争端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GATT1994第20条导言、第20条b款和g款的应用和解释。     

GATS第6条中的正当程序与良好管制探析

由于许多服务部门无不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因此在服务贸易中,国内管制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GATS 第6条致力于规范非歧视性的管制性措施,要求WTO成员方遵守正当程序义务并通过完成第6条第4款的工作计划制定"良好"的管制规则.通过对第6条的结构和价值进行详细分析,指出该条在贸易自由化与管制主权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华尔街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市场"高度繁荣"。受此影响,监管领域出现了反监管思潮,其逻辑后果便是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美国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真空;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在全球金融体制风云变幻的今天,汲取美国教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之市场永恒价值真谛;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以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重点监管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系统。     

关于我国金融法治重构的思考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金融法治框架;金融法治建设面临的新态势可以概括为金融服务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有金融政策自由化、金融服务网络化、金融企业巨型化和金融服务贸易全球化等;我国金融法治的重构,应以“推动金融服务现代化”为根本任务,并应遵循“法治先行、服务为本。整体设计、重点推进”的方针。     

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发展

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金融创新不仅可以促进金融自由化,而且也能促进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在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各国出现了一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的浪潮。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表现为金融监管法律理念的创新、主体创新、监管模式创新以及金融监管运行方式的创新。而金融监管法律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机构的创建、审慎监管立法的完善以及监管执行的国内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型审慎金融监管模式,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和促进了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完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次全面检验.通过分析美国监管模式的弊端以及政府应对危机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在防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上,加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应当如影相随,并且政府的威权和作为在现代金融监管中不可一日缺位.同时我们还认为,完善高效的金融监管机制必须是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的全面配合.尽管当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但是仍然应根据现实情况及未来发展进行改革完善.     

现代财政分配关系的财政法分析

财政法研究的深入,可以使得研究者对财政关系进行不同角度的切入,实际上由于学科研究的多元性,针对财政分配关系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即使是以法学分析财政关系,也可以产生不同方法,财政法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种基本研究。财政法可以从调整对象的特征性出发,对于财政关系的具体内容主导财政分配关系的社会关系进行归结。最重要的是,就方法表现,财政法对财政分配保证具有直接社会意义。     

金融资源公平配置与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金融资源观的提出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目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所有制经济体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已经影响了社会公平。赶超战略下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偏差是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重要原因。为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需要构建包容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包容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金融市场退出制度。     

论金融消费者保护视野下金融纠纷调解机制的构建

与普通的民事纠纷相比,金融纠纷具有内容的专业性、目标的明确性等特点,传统的解决途径对此应对不足.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认知偏差、羊群效应等原因,金融消费者在金融纠纷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为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多元的、通畅的、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必不可少.作为ADR之一的调解制度,在化解金融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大有可为.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建议我国构建统一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为高效、快捷地化解金融纠纷扩宽渠道,从而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