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政府治理范畴内的协商民主的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就是回答公民参与是否是必要的问题。二是公民参与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从公民个体、政府(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专家三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方面的立场可能都是权变的,这样的立场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各个环节。三是协商民主是否能够被有效实施,并渗透到现有的公共政策体系当中去。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将会慢慢地由形式主义发展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形式。四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网络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执行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以及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成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     

基于制度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化发展水平对推进整个协商民主实践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基层治理体系优化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制度构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普遍存在规范性不足、实效性欠缺及供需不对应等问题。改进基层民主协商实践的自我强化机制,致力操作层面的制度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民生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个地方乡村治理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关民生的决策,应以怎样的标准、在什么时候、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这是当今基层公共管理者迫切需要深思和回应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5年在事关民生的公共基建项目安排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使公民参与到民生决策中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本土基层民主政治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较好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即:事关民生决策时,在所辖社区范围内,对所有公民,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以设计精良的程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泽国的善治样本带给我们的启示和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设计精良的公民参与程序,赋予公民参与民生决策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一致,保证了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创新了协商民主形式,最大化了公共利益.这一地方经验,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极具启示意义.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进而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仍具有浓厚传统管制色彩的我国各级政府而言,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政府施政理念,建立公民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话、讨论而达成最大限度“重叠共识”的治理形式.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则是社会管理的关节点.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倡导参与、对话、讨论的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与创新,而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则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全面“铺展”.以协商民主和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     

基层协商民主叩响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之门——基于浙江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经验的思考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积极推动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基层协商民主,既是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本文以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的实践为例,对此作一些探讨。一、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的实践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内涵上,基层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主体,通过有组织地协商,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在外延上,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包括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农村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     

街道办治理中的协商民主运转逻辑及其实现——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例

作为连接基层群众力量最基础、最直接的行政单元，街道办治理需要摆脱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的冲击而成为基层党政机构与群众之间最直接的互动界面。协商民主在街道层面的运作有助于优化街道办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以街道办党政机构为代表的建制化力量与以街道协商团体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基于对协商民主规范性价值的认同，以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街道层面协商与决策的统一。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个案的分析表明，街道办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现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观念认知层面，从偏好“行政压力”转向“民主协商”;二是在权力配置层面，从对街道协商团体的“形式性放权”转向“实质性赋权”;三是在绩效衡量层面，从单纯的“算经济账”转向全过程治理下的“算总账”。     

政社联动：住宅小区业主协商自治的演进逻辑

业主协商自治是基于业主物业私有及共有的边界划分与全面自治而衍生的一种全新的协商民主治理形式,它是由物业公司代管与业委会监督的模式直接转变为业主自主治理,打破了以往基层民主中行政干预式的群众自治模式,但是它面临长期以来没有社区协商传统和习惯、业主协商治理经验和技术欠缺、业主物业自主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缺乏、相关配套社会制度保障欠缺等问题,其压力、挑战都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考验。因此,应深入研究业主协商自治的概念范畴,不同业主协商自治形式的优劣和创新发现以及加大政府在业主协商自治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创新政社联动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现状、问题与路径: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探论

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切入点,是加快发展人民民主的推动力,也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形式。多年来,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取得了很大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需要不断完善协商性党群治理机制、参与决策机制、合作机制、利益协调与矛盾调解机制、平等对话机制、法治保障机制等各种相应的运行机制,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我国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多种过渡状态并存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的时期,是故,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将更显艰难。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考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应如何有效治理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和谐,就成为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秉承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问题合作共治价值理念的协商民主理论,为我国转型期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因此,积极促进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展开自由、平等、理性的对话与协商,大力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是有效治理我国转型社会公共问题的可行之道。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

重塑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交流与协商,加强互动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加强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廉政建设的需要和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的需求,客观认识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现我国廉政建设模式和腐败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路径在于:转变传统观念,形成合作共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回应与协商机制,促进交流与协商;建立参与制度与保障机制,确保合作的制度化与稳定性,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