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问题“界定”中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与理由

公共政策问题是“界定”而非“发现”的观念表明,尽管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事实”客观存在,但“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在协商之“受更佳观点之理性说服力量的驱动”的驱动下,协商民主可以更准确、具体地界定公共政策问题,强化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合法性、公开性和责任性,促成利害相关者在政策执行阶段形成更多的自愿性合作,减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回火”问题.     

当前我国农民维权能力发展态势分析

在全社会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大环境下,我国农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发展态势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权利意识渐增、对维权资源的善用、维权技能的积累和维权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农民维权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需要更精致化的组合策略,而农民主体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维权资源的充分享有与有效利用、维权技能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农民维权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等,都将成为策略组合的一部分。当然,农民权益的切实保障和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执政党、政府、农民自组织、社会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个人等多种能量间的有益结合。     

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理由、可能与路径

在理论与实践、批评与辩护的论争中,协商民主已跃然于当今民主理论之潮流。面对公共政策问题复杂化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深度化发展和社会公正感问题显性化发展的难题与挑战,当下中国有理由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在独特的政治空间支持、协商资源非累积性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背景下,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应着力于实践空间的把握、协商文化的塑造和协商制度的构造。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群众路线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新时期,我国社会不公正感的显性化、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权—责—利关系的明晰化为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群众路线与时俱进,逐步实现公民参与的常态化、社会力量的协同化、公众权益保障的法治化和公共权力监督的社会化,在落实公民权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参与性治理、加强协商与对话的实践中,促进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论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议程犹如一支"漏斗",经它所过滤的政策问题才能进入政策决策的轨道,公共政策的"公共"规定性又表明政策议程的"过滤"根本不同于私人问题的解决,它不应为哪一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所操控,任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受政策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引入有助于维护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公共性、合法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公共政策议程建构中的"隐蔽"、"垄断"和"不决策"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     

乡村威权型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乡村威权型治理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对于解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治理困境,较之其他相近的概念,似乎有更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为实践层面的乡村威权型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样态和体制实态。集权型政治传统的深层影响、执政党在革命年代的领导体制及其行政范式的余风、人民公社全能体制的历史惯性等制度性资源和政治遗产是这一体制的主要成因。     

界面协商关系的构筑及其实现——民主决策的视角

界面协商是相对于正式协商和非正式协商的一种协商形态,强调正式的建制化协商机构与社会公共领域公众舆论力量间直接的互动与相互的渗透.界面协商关系的构筑需要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和公众的协商品格,界面协商关系的实现需要创设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以协商民主的观点来审视听证会、论证会、咨询会、座谈会等会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时,这些制度在保持公众意见与正式的政策决定之间的连续性方面可以发挥更好的民主决策的功能.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