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忌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因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事纠纷的解决都倾向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拥有诉讼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非诉讼解决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这需要在立法、思想方面给予其保障,通过人员培训、法律完善、加强监督来不断改善非诉讼解决机制,加强其与诉讼之间的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我国司法ADR制度的构建

司法ADR是顺应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司法ADR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司法ADR制度的设置应当采取审前调解模式,适用一定类型的案件,并实行调解人员与审判法官分离制度。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先行调解的三重含义

一般意义上纠纷解决中的先行调解应当包含三重含义,即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论我国的ADR及律师的作用

ADR是现代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统称，ADR有着不同于诉讼的价值取向和特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ADR。律师具有参与ADR的专业优势，应多方面努力拓展律师的ADR业务。     

少数民族地区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实困境及思考——以新疆喀什地区为研究样本

大调解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消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和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也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趋势。以喀什地区为样本,结合其社会转型背景,考察大调解机制在喀什地区运行中的种种困境,为焕发大调解机制的生命力,使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运行,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亟待从粗放走向规范、设计相应制度,发挥传统的家庭调解和宗教爱国人士参与调解的优势、推行和规范基层的诉讼调解点制度、不断扩大诉讼调解范围、模糊看待"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等建议。     

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诉前调解是近年来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创造出各有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分析了诉前调解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诉前调解在规程设计中应予明确的内容,以期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ADR与我国公安行政调解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制度创新理论视野下的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

制度自信、自觉与创新无论何时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环节,在当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确立制度自觉、坚持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早日实现"中国梦"。从制度创新理论这一独特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厘清制度自信、制度自觉和制度创新三者的逻辑关系,更加坚定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从制度反腐走向法律制度反腐

腐败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巨大考验,腐败问题的妥善解决,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了杜绝腐败,我国一些党内规章已经明确规定了制度反腐的措施,但是笔者认为,反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任务,更是这个社会群体要面对的一项任务,因此,制度反腐必须要走向法律制度反腐。     

制度是什么——从收容遣送制度和救助管理制度谈起

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到救助管理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制建设中的意识误区：那就是将立法视为制度本身,但立法并不能形成制度。制度深层次的构成因素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本身有客观性,能够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当社会价值和社会事实相重合时,真正的制度才可能形成。立法只是制度的表象,没有了社会价值的支撑,制度容易蜕变成为一个空壳。     

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资源体系的系统分析

参政资源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根本前提。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资源内容丰富,构成复杂,是一个包含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等在内的综合性系统。民主党派进行参政议政过程也是其不断消耗自身资源的过程,积极加强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建设,必须促进其参政议政资源体系的优化,在做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加强参政理论建设,培育参政人才,完善参政议政的各项法律制度,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有益经验。     

从行政问责制走向民主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当代中国行政法治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问责制基本局限于行政问责制,面对行政问责制的局限和不足,我们必须走向民主问责制。     

公安奖励制度研究

科学进行制度设计与实践奖励成绩突出的集体、个人成为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纵观公安奖励制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公安奖励制度的成熟完善有其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公安奖励制度的历史入手,探寻公安奖励制度发展的推动因素,对促进公安奖励制度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弘扬公安英模精神,筑牢忠诚警魂,促进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建立制衡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腐败日益成为社会改革的大敌,威胁着国家的政治稳定,阻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它害党、害国、害民、害家、害己。分析考察权力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因,使人们对"权力腐败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产生建立制衡制度的愿望。做好"牢、实、督、惩、化"五字文章,打造好制度笼子,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试论民事审级制度与再审制度的平衡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普通救济制度与特别救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失衡，审级制度“瘦小”而再审制度“肥大”。二审终审制存在很多缺陷，再审制度也同样如此。建议平衡二者的关系，设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制并取消法院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以此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一体制”与“分体制”：行政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完善之路径选择

公安、海关等行政执法机关集查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职能于一身的“一体制”,有利于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内部的衔接与案件移送机制,并且由承担行政犯罪侦查职能的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形成实质性的配合制约与监督关系。建议借鉴海关缉私部门的模式在相关领域试行“一体制”侦查模式。     

论任期制与干部制度体系建设

任期制是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时间、连任期限、最高任职年限、任期责任、解职程序、去向安置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的制度体系,主要由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管等流程和环节构成.以任期制为基础和核心,可以贯通各方面相关的制度,形成彼此衔接、环环相扣的干部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有效发挥干部制度的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