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是如何形成的

正《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它首次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关于该决议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张闻天在吸收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基础上起草的,可是近些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看法"只下结论,不讲根据""很难令人信服"。(1)本文认为,该决议的核心观点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同时也融入了张闻天的认知和理解,毛泽东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思想对张闻天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该决议。     

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

1935年1月,党中央进驻遵义后,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右”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     

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历史作用及其深远意义

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历史背景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央苏区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完全背弃了毛泽东在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时制定的战略作战方针,采取冒险盲动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屡战不利,损失惨重。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正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史称长征。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照。湘江之战,红军虽然突破封锁线,却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清醒     

浅谈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弘扬路径

正一、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地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中央红军的綦江足迹

正中国工农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     

刘总长与中央教导师

一、刘总长受命组建中央教导师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紧张激烈.党中央错误领导者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全面推行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造成反“围剿”战斗屡屡失利.苏区日益缩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牛田行营反“围剿“的历史经过

1932年11月至1933年12月间,周恩来、朱德为粉碎敌人的第四、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曾在光泽县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设立指挥所、兵站,并设有红军医院和枪械所。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朱德按照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指挥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将(乐)、     

宋庆龄与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被迫进行的.当时,宋庆龄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为红军的长途转战而担忧,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而欣慰.在此期间,她曾从各方面对党和红军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时,宋庆龄即于1933年9月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著名演讲,指出:"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     

离开中国后的李德

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三十年代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的军事顾问。由于他支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在遵义会议上遭到严厉批评,并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1935年底,离     

南雄水口战役的地位和评价

1932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对南雄县水口区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5个团,连同在赣南其他战役,迫使粤军全部撤出赣南根据地,确保了中央苏区南翼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这次水口战役可以视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红军在其后反"围剿"战斗中认真总结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适时地调整了战略战术。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凭借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这个军事活动的大舞台,成功导演了夺取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活剧,充分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提出方针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提出并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第一步。1930年秋冬,蒋介石实施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红军实行“求心退却”,两次大踏步后退,从赣江西岸一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北…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共产国际和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在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由于始终存在着的教条式指挥及其"苏联利益至上"的倾向,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而且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红都特使“血战帽村

1933年秋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残酷“围剿”,由于红军中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等一反过去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红军损失     

试论朱德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给王震讲“三国战术”

1934年1月，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震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出席了大会。他这次来瑞金，还有向中央汇报湘赣苏区军事工作，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的任务。此时，王震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共临时中央和李德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强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在实践中给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结果使红军很快陷入被动地位。湘赣苏区的情况也是十分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