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掩护走私争点探微

由于刑法规定的不明确,围绕武装掩护走私,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在厘清武装掩护走私的含义及认定的基础上,试图阐明这样几个问题:武装掩护走私不成立独立的罪名,而是各具体走私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武装掩护走私所掩护的是走私行为,而不要求是走私犯罪;必须严格区分武装掩护走私和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行为。     

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实践中由于对众多的解释方法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顺序，使得针对同一案件因为运用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势在必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基本持赞同的态度。但对于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序列，学者们观点各异。综合我国理论界的观点以及借鉴WTO争端解决中的有益做法，建议我国在适用刑法的解释方法时应该遵循这样一条顺序，即从以查词典为开端的文义解释到系统解释再到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中根据对“系统”范围的不同界定，又分别包含了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和历史解释。     

兴奋剂刑法属性的司法认定研析——以《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范本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明确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等行为所构成的罪名,却并未明确兴奋剂刑法属性的认定方法,致使在具体罪名认定时产生了涉案兴奋剂是毒品还是药品,是禁止进出口货物还是普通货物,是否属于限制买卖的物品,掺入食品后是有毒、有害食品还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等诸多困惑。这些困惑如不予以解决,将无法准确地对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等行为定罪量刑,影响刑法预防、打击兴奋剂犯罪功能的实现。为此,应当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将《2021年兴奋剂目录公告》所列品种作为分类模型,以食品、药品、贸易等领域中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兴奋剂分别予以刑法属性认定,以保障罪名正确适用。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武装掩护走私若干问题探讨

武装掩护走私的含义 ;武装掩护走私中的“走私”行为要否独立成罪 ;武装掩护走私两种以上物品怎样定罪 ;走私武器、弹药罪怎样认定武装掩护走私 ;武装掩护走私与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区别。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解释只能在确切的刑法含义范围内进行解释 ,而不能超出刑法含义容量的最大界限。刑法解释应该以“自解释确定之日起施行”更加合适。刑法解释的效力及于刑法的施行期间 ,对于该解释实施前已生效的处理结果 ,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改判。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死刑悖论

本文认为中国刑法一直存在着死刑悖论。旧的悖论见于1979年《刑法》第四十六条,新的悖论见于1997年修订《刑法》第五十条。二者有关。死刑悖论证明了现实法律解释中的不正当态度和不正当方法。法律解释的功能失灵,影响到新的立法继续出现漏洞。死刑悖论也说明了法律逻辑学及其法律逻辑学专家应当受到重视。     

实质解释论视角下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研究

死缓限制减刑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的一项制度,也是对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限制。由于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对其具体适用条件的规定尚待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指导案例的公布虽对消除该分歧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暴露出适用上的一些问题。应从实质解释论的视角下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的前提条件、本质条件和情节条件,在对各量刑情节进行综合考量后决定是否判处死缓限制减刑。     

关于走私固体废物罪修正问题的探讨——兼论刑法修正的协调性

刑法修正(四)第二条将刑法走私固体废物罪修改为了走私废物罪,扩大了犯罪对象,并落实了法定刑,改变了司法实践中难以对走私固体废物罪量刑的尴尬局面.然而对于犯罪对象应然上相同的三个罪名,只修正了其中一个,而保留了另外两个.这一修改的不完整性导致了刑法极不协调,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这样的修改仍存在法定刑不明确的问题,给司法实践操作带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刑法另外两处具有相同犯罪对象的罪名也予以修正.     

网站侵权行为入罪思考--以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为破解思路

许多网站为网络用户提供免费存储空间供网民自由上传、下载文档，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侵权作品的复制、发行，但实际上却提供了发行“帮助”。如果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罚，存在正犯不构成犯罪、缺乏犯意联络等局限性；用我国《刑法》现有罪名评价，又不符合相关罪名的规范性特征。最有效的定罪思路应当是通过“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将网站的“帮助行为”直接解释为“实行行为”，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或者另定其他罪名。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晚近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之反思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就我国当前状况而言,"备而不用"和"备而少用"仍是应坚持的死刑立法改革路径。《刑法修正案(九)》之后的死刑立法改革不能避重就轻,应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而非减少死刑"罪名"之上,尤其是应当针对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多用、滥用的死刑罪名进行改革。其中,毒品犯罪应尽快取消死刑。     

毒品犯罪若干问题新解——以刑法第347条为分析对象

在直接故意犯罪的语境下，以刑法第347条所规定行为到底有没有行为目的，目的是什么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具体是指制造毒品的行为，以贩卖为目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行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别刑法第348条与第349条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确认，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定罪方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不能确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地位时，可以采用部分行为共同责任的原理进行处理。当一行为同时可以被“法条竞合”的各该法条进行事实上的“想象竞合”评价时，有必要在解释时考虑行为目的，以便对行为进行恰当地区分。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刑法适用解释的习惯法向度

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过程中,同制定法一起发挥作用.法律解释立场和漏洞补充径路的不同,对习惯法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并决定着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维度.刑法适用解释对习惯法的取向经历了从排斥到考量的转变,在刑法适用解释的两个阶段即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中,习惯法面临不同的境遇.在法律解释阶段不应当考量习惯法因素,而在漏洞补充阶段,习惯法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量刑的事实根据及量刑要素之匡正——基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2条、第13条的考察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罪刑均衡的重要试点性文件.但该意见第2条、第13条对量刑的事实根据、量刑因素的分类以及“酌定量刑”的适用规则之界定皆值得商榷.量刑的事实根据必须体现刑罚目的；罪刑法定原则与量刑的基本原则决定了“法定量刑要素”与“酌定量刑要素”都是刑法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只不过前者是刑法具体规定,后者是概括规定的情节.因此,量刑时法官对“酌定量刑要素”必须认真全面考察,不具有自由取舍的权力.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