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县政”之理

近年来一些学者以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为理由,主张撤销乡镇一级政权建制。从国家加强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县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科学性。     

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村规民约转型

<正>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一、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失去了原初的价值和功能,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整合农民利益的重要平台、农村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应通过基层政府的指导和备案引导村规民约良性发展,其内容则须突出村域特色、坚持不突破法律"底线"。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县政"之理

近年来一些学者以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先"为理由,主张撤销乡镇一级政权建制.其实,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间,全国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都没有达到秦制"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清朝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由1.7亿猛增至4.3亿,县级行政单位约1 700个,平均每县所辖5万～25万人,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此外,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组织原则的保甲系统,皇权统治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从国家加强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县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发展需要凝聚共识

正一个有限政府要想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学会和社会力量有效率地沟通、协商,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基于社会共识解决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会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体系下,但因为疆域辽阔、文化差异性大,也很容易出现"天高皇帝远"的尴尬。曾有研究认为现代前叶的中国国家管理经验是"皇权不下县",其实,这也是降低国家—社会关系网络运行成本的无奈之举。五千年中国社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农民政治行为为视角

"抗争性政治"理论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某些体制障碍的突破,并创造出新的体制模式,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这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创造性政治"以基层社会为立场,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互构型政治,其注重历史推动的"合力",更强调对制度障碍的"突破",强调社会群体性事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创造性政治"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解释我国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并超越"抗争性政治"这一经典研究进路,是一种更贴近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实际的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治理学说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彻底超越而达至社会自治,其核心是实现治理权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历史的演绎使这一经典命题不断走出人们纯抽象思辨的"黑匣子"而成为可感知的现实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和现代形态存在着控权与放权、自然经济主线和商品经济主线的根本分野;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的"复合式形态".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动力模型和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生长的三重关联

<正>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增容,社会组织在城乡各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命题,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创新社会治理、发扬基层民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置于国家治理变迁场域中的社会组织,其生长曲线与国家治理逻辑转换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这实际上也映射了"国家—社会"关系     

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同时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目标[1]。作为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牢牢把握住大数据技术发展这一契机,积极转变治理理念和方式。一、大数据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价值(一)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转型时期,传统的“技术专家型”和“有限样本信息”决策模式,因过于依赖决策者理性和经验推导演绎已表现出不适应性。大数据技术是一种基于对繁     

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论及当代反思

通过对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庸俗"的观点出发,阐释了费孝通的知识观,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简要发展历程,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及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对中国当前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发展作了反思,认为从一般常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应该从实求知,以自己的真知灼见造福于社会,从更高的标准来看,要发扬"士志于道"的优秀传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乡村的组织振兴与治理有效 ——基于乡村治理中组织网络建设的历史回顾

文章根据对从传统到现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态的演进史分析,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核心是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政党引领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来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使用治理(Governance)以取代统治(Government)来描述政治体制的延续与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表达转变的源起与意义则莫衷一是,时下一种流行于诸学科的解释是"治理"凸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变为政府 社会中介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 基层自治.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并未真正深入问题的实质,并混淆了理论的源起与理论发展的关系.追溯这一概念表达转变的源起与发展,势必要涉及行政学的产生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     

弹簧模型: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

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基层治理较有代表意义的是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闹大"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从单向主体入手展开研究,只能就基层治理中社会冲突的一个侧面进行解释。"不出事"逻辑是政府的行动逻辑,"出大事"逻辑是民众的行动逻辑,而社会冲突往往是双方甚或多方互动的结果,并且行动主体还将根据形势变化来调整行动方式。鉴于此,在详细比较和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胡克定律的基础上,将"不出事"逻辑和"出大事"逻辑通过弹簧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有机整合起来,提出了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弹簧模型"。弹簧模型包括一个核心概念、两大行动主体、三种条件因素、四点理论假设。     

“后乡土”视域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样其也对今天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本文从乡土社会的"土性特质"、"差序性特质"和"礼治性特质"这三个核心概念解读出发,论证了农村社区的本色正由乡土社会的"辈分权威"向"知识权威"、"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礼治约束"向"法治约束"后乡土社会转换,力求为农村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