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权利界定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高价值的新型财产，但数据权利的界定仍显模糊。传统版权模式下的数据库权对于作为内容的具体数据保护相对有限，虽然立法成本较低，但其难以满足数字经济的需求。对于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分析与证成，意义在于明确数据的财产属性，构建数据权利的基本框架，但在制度层面上并非广义的数据都需要获得类型化、产权化保护，权利客体宜适当限缩。知识产权模式下的数据信息权客体限定为结构化数据，主体为对原始数据合法收集、合法加工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信息权的效力既及于作为整体的数据集合，也及于构成数据集合的具体数据，同时数据信息权还受到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方面的限制，是兼顾保护强度与制度成本的选择。     

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抑或权利边界——以权利冲突的解决为视角

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一般主张权利位阶论或权利平等论。其实,两种观点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     

论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及其权利保护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又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应当有土地承包者、土地承包受让者、土地生产者、土地经营者、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当包括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权利，建立新型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社的结社权利等。国家应当从约束政府征用农村土地权力、确认农民土地的区位价值、完善政府支持保护农业制度、完善农民土地权利立法方面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     

信访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

法治的最基本含义就是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而对公民权利的最有力救济应是宪法救济。当前，公民基本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通过对公民信访权利保障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应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安排，建构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这对于协调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观权利的客体、保护及其效力：贝克尔的债权与物权论说

贝克尔通过对权利的不同分类方法而提出了区分债权与物权的三个特征。就客体本身而言，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特定的物”与“债务人及其财产”的区别；从权利的效力范围上来看，物权作为绝对权，其效力是针对一切人的，而债权作为相对权，其效力则仅针对特定人；从权利保护的方式上来看，债权的法律保护是直接的、针对客体本身的；物权的法律保护则是间接的、针对侵权第三人的，而并未直接针对其客体（物）。     

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批判

以“政治解放”作为概念工具,马克思将权利区分为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的权利,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被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诸如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属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由于市民社会以利己主义为原则,所以这种权利无非是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权利,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和排斥性,而且这种权利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权利,但只是为了给这种权利划出界限,并不是要否定这种权利的进步意义。     

权利行使与财产犯罪之界限研究

在德、日等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权利人以不正当手段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时,主流做法是排除财产犯罪的成立。排除原因千差万别,有的从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方面入手,有的从阻却违法性方面着眼,这些皆是融入了本国民法的规定,以及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而得出的。我国也应借鉴此经验,根据我国民法中的物权制度,结合当下的法治精神,在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手段未侵犯其他法益时,排除其财产犯罪的成立。     

马克思权利观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利体系的启示

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研究“权利”。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势必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对于权利体系的构建亦是如此。虽然权利思想最早是源于西方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西方的权利制度。中国必须在马克思权利观的指导下，结合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体系。     

对被害人获得刑事损害赔偿权利的思考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把罪犯的赔偿能力作为确定是否赔偿被害人及赔偿金额多少的重要依据，但有时会因罪犯无财产或隐匿财产使被害人得不到赔偿。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思考这样两个问题：1．应加强对被害人获得刑事损害暗偿权利的保障，2．应增设国家补偿制度。     

马克思权利观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利体系的启示

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研究“权利”。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势必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对于权利体系的构建亦是如此。虽然权利思想最早是源于西方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西方的权利制度。中国必须在马克思权利观的指导下，结合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体系。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

纳税人的权利保障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完善党员权利救济机制探析

科学合理的党员权利救济机制,对于畅通党内党员利益表达渠道,维护党员正当权利诉求,限制党内权力,调动党员责任意识,发展党内民主具有积极意义。完善党员权利救济,关键是进行党内体制创新,明确党员权利救济主体和职责,制定和修善党内权利救济的法规,完善党员权利救济程序和路径。     

保障党员救济权利问题探讨

保障党员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和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目标。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面推进，切实维护和保障党员权利、健全党内各项民主制度的工作正不断取得制度化、规范化的成果。在司法领域，保障公民的权利包括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两条保障途径。在党内讨论保障党员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也可以找到这两条途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很多情况下，程序权利优先于实体权利。本文试对程序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党员的救济权利进行探讨。     

论自然权利理论中的权利优先性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是启蒙时期权利优先性观念的体系化表达。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起源的关系中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自然权利的内容中体现着生命权的不可剥夺,自由权的排他性以及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中弘扬着人的自由、平等之主体性,并成为构建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将权利置于社会价值的首要或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权利优先性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     

把个人的权利还位于个人--试论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

把个人的权利还位于个人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化、开放化后的表现 ,新修改的婚姻法顺应这一趋势 ,增设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 ,满足了我国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个人财产权利的愿望。但还须在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范围及夫妻对个人特有财产的权利等问题上进一步完善     

经济犯罪受害人受偿权利制度的建立

经济犯罪给公私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但由于诉讼中欠缺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欠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损失的激励机制等原因,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充分补偿。应建立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赋予经济犯罪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允许采用刑事契约制度以提高加害方赔偿的积极性。这些措施符合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符合用刑之道,体现了对多元利益诉求的包容能力。     

权利冲突解决路径分析

权利冲突是继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权利本位问题之后法学界又一热点话题，同时也是现实中普遍存的司法难点。研究权利冲突，特别是寻找权利冲突的解决途径，以便在实践中妥善地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意义重大。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利冲突，坚持权利位阶原则、利益／价值衡量原则，完善立法做好事前防范，事后当事人忍让和司法途径予以补充是解决权利冲突的必然进择。     

论纳税人权利的保障机制

国税总局发布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只明确了纳税人在税法上的权利（狭义纳税人权利）,而充分尊重和保障纳税人的宪政权利（广义纳税人权利）,对于全民主动纳税意识的养成,促进民主法制及和谐社会建设都有重要作用。为此,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构建我国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     

司法中心主义权利观:在权利法定与权利推定之间

作为还原法律之多重含义的一个环节,作为回应型法理念对权利理论的一种启发,作为社会与法律互动中的权利保护,司法中心主义权利观强调从司法的角度关注权利问题,充分发挥司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和司法的能动性,强调作为法定权利之组成部分的推定权利,强调司法的权利推定功能所具有的释放和保障权利法定之价值。     

刑事诉讼证人权利保障研究

刑事证人权利的保障不仅是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而且是实现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和促进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未能给证人的权利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是导致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或作证后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因此亟待重构我国的刑事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明确证人保护的机构、对象和范围、措施以及保护程序等，以强化对刑事证人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