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信息公开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展开——一种关于“网络谣言”的宪政主义解读及解决思路

当下围绕着"公意主题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的联动机制而形成的信息求索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以及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需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需要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国际公民社会视域下国家外交的合法性解读——以“维基解密”事件为切入点

"维基解密"事件的发生以及各国政府对其对策与反应,引发了学界对国家外交的合法性和国际公民行为的法理思考。在此事件中,国家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审视被边缘化,而"失去祖国的"的个人的"泄密"行为事实上被规制和惩罚。美国外交行为和阿桑奇解密行为的实证分析微观地论证了国际公民行动者挑战国家外交特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宏观的自然法意义下的理论剖析说明,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从大国政治向公民政治或宪政之法理转向,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外交的合法性沿着国际法双重性法理的维度转向。     

论公民权与公权利

公民的特定涵义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国家"的"公权利",它与"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而"国民"的则具有宪法上的公民和私法上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双重权利.公权利是对应和对抗公权力的.所谓"市民社会"也应兼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和经济社会性的"私人社会"双重属性.澄清这些概念和确认其宪政地位,并保障公民权的享有和行使,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府治理与公民社会参与

社会主义的本义要求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公民、公民社会参与市政管理和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应有之义.宪法上的人具有"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和人的"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也可以分为"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公民权或公民的公权利,主要是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既参与、支持又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是推进政府治理的基本动力.     

高校学生处分中的参与研究

参与的核心含义在于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影响决策和公共生活,它本质上是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当前在中国兴起的"新公共运动"的核心,参与不论是在国家的宏观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微观的行政过程中,都被理解为健全国家民主制度、提升公共生活民主性和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参与的权利实现功能,在我国备受关注的公共生活领域——高等教育方面值得期待。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实现方式和合法性补强的手段,参与为我们重新审视高校学生处分打开了一扇窗口。     

网络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新形式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政府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体现了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一些方面的一致性,网络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成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但同时,要合理有序有效的实现网络政治参与,还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自由主义:基于理性的政治论说

无论我们对自由主义持何态度 ,都不可否认它是当今汉语学界的一种显学。由于各种原因 ,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 2 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的以反思启蒙理性为着力点的、以哈耶克、波普和伯林等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 ,由于对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脉络 ,尤其是自由主义之最初证成缺乏足够的了解 ,国内学人难以理解哈耶克等人何以要极力辩解自由主义不是建构理性主义 ,误认为其对“理性的滥用”之批判就是要批判理性本身 ,有些人甚至追随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 ,断定自由主义抛弃理性仍能得到有力辩护。通过剖析格雷和罗蒂两个学案表明 :自由主义之哲学论证离不开理性 ,否则或失去其本质或沦其为偶然 ,因为自由主义本为探求政治理性之学。不过 ,自由主义并非建构理性政治的惟一通途 ,肯定还存在着建立理性政治的其他通路需要我们去摸索     

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

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反感国家社会主义,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于德军并吞奥地利,"收复斯特拉斯堡"却"欢欣雀跃",认为"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明国民的爱国主义存在着"历史之爱"和"政治之爱"的重大差异,并由此折射出立国时段的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冲突,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严重失衡。同时,知识分子面对乱局之怠思与失思,或者,其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之"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以及对于国家这一法政架构的有选择的历史主义理论安排,是造成邦国神智混沌的致命因素所在,揭示了基于公民理想和普世主义的法政哲学对于邦国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公民的司法参与权研究

公民享有司法参与权是人民主权的有力体现,也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宪法和相关法律为公民的司法参与权提供法律依据,正当程序和司法民主理念则是公民司法参与权的法理基础。我国公民司法参与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范围十分广泛,但我们仍需要通过增加诉权的宪法保障、规范细化陪审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途径予以完善,以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