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实践中对间接证据的运用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没有直接证据仅有间接证据的案例，在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相峙，定与否两难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运用问接证据，揭露案件事实真相也就摆在了司法工作人员面前。本文将结合实践谈一下如何正确运用间接证据。     

口供的证明力问题

口供证明力，又称口供的证据价值，是指口供证据资料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的有无及其大小。其特点是：口供证明力，法律一般不加限制性规定，而容许法官进行自由判断，即“自由心证”；仅在特别情况下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口供证明力与口供证据可采性的关系是：口供可采性解决口供证据能力问题，口供证明力解决的是证据价值问题；口供证据能力是判断口供证明力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证据能力根本谈不上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口供的证明力又是口供证据能力的部分内容，口供没有证明力就缺乏对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没有关联性的证据资料就没有证据能力…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法律定位的几点思考

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有七种，没有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何种证据。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相近的只是四种，即证人证言、书证、勘验检查笔录或者鉴定结论。因为证据的属性没有正确定位，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也就存在证据准入及证据效力的问题。     

非法证据与“一对一”证据的运用

当前，职务犯罪诉讼实践中，在证据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笔者在此着重探讨非法证据运用以及“一对一”形态的证据运用问题。　　关于非法证据运用问题。侦查机关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证人施加肉体上、精神上的压力，非法取得证据材料的做法，毫无例外为各国所禁止。但是，对非法搜查、没收取得的证据材料，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如美国规定，没有搜查证取得的物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英国规定，没有搜查证取得的物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禁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材料，但是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则没…     

谈知识产权诉讼证据制度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不少代表就我国证据立法问题提出议案，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应该说是很分散的，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也没有建立完整的证据法体系，但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各种证据规范、规则、制度正从不同的诉讼领域中得到建立，期待有日成为系统而规范的正式意义上的国家法律。     

质疑司法会计鉴定“参考证据”一说——与于朝同志商榷

既然是参考，就不能称之为证据。既然是证据，就只能有证明力强弱之分，而没有使用与否之分。“参考证据”在理论上是荒诞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谈传闻证据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传闻证据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实质上对传闻证据做了一些反对和限制性规定。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些规定，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保障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违法证据的排除与防范比较研究

违法证据的排除与防范比较研究傅宽芝违法取得的刑事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有的国家，法官没有收集证据的职责）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这种刑事证据，司法警察、检察官能否用以作为...     

浅析建立行政诉讼当庭认证制度相关问题

一、应当建立行政诉讼当庭认证制度 目前，在相关行政诉讼法律上没有当庭认证具体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普遍存在大量用于定案依据的证据没有当庭认证，许多情况下证据是在当庭进行质证后，在休庭后，在没有原被告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仅由法庭自行认定，并以此定案。这种庭后认证的做法，存在审判公开性不高、透明度不高和易于滋生司法腐败的许多弊端。因此，有必要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建立一种严格的当庭认证制度。所谓严格当庭认证制度，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文确定，在行政诉讼中被提交法庭进行质证的所有证据，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是否符合行政诉讼证据提交期限，是否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法庭均应在当庭作出认定，同时规定未在当庭认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案件的定案依据，并且这种当庭认证制度应当是严格的、无例外的，因为允许一个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在庭后认证，实际上就可能有十个、百个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不在当庭认证。     

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及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证据，这无疑肯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据效力。但是，该法第四十六条却又同时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条规定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究竟如何？为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     

浅谈“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

所谓“一对一”贿赂案件，是指贿赂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只有行贿人、受贿人在场，没有第三人现场目击，也没有其它直接证据的案件。此类案件的特点在于：1、直接证据只有行、受贿双方当事人供词；2、一般情况下直接证据中的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比例易出现相持态势，即：行贿人承认行贿但受贿人不承认受贿或受贿人承认受贿但行贿人不承认行贿；3、行、受贿双方当事人的供述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     

错判还是错放: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正义选择──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问题(下)

过去往往强调证据本身的证明力，而不强调证据取得的合法性，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证据的证明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沉默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 权是无罪推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沉默权，无罪推定就大打折扣，这种沉默权意味着一个 案件最后得到证明，必须建立在被告人一句话也不说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距离这个要求相 当远，首先，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意味着否定了沉默权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过去甚至把被告人沉默看作是一种抗拒表现 。现在的司法活动…     

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的适用，只有符合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亲自参与审判，不得以间接的证据方法代替直接的证据方法，除非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虽因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两者所欲达成的目的一致，并非对立的概念。我国由于既没有确立传闻法则，又没有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受规制，传闻证据大行其道。这样既侵犯了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又不利于案件真实地发现。为此，我国宜确立传闻法则，但同时应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成功经验。     

控辩双方收集运用证据的失衡

定罪要靠证据。一个案件从开始到结束，实际上是从收集证据到运用证据的过程。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也往往是围绕着证据而辩。没有证据，也就无法认定犯罪事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规定方面无疑有了较大程度的进步，这是丕宣而喻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控辩双方在证据的收集、运用方面不平等。即从证据的收集到证据的运用中都明显地偏向了控方，使辩方难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一、证据收集中的失衡。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

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我国学者曾经习惯使用“证据学”作为书名，后来则偏爱“证据法学”，甚至有人排斥“证据学”。外国学者在证据类著作的书名中使用的语词并不统一，而且没有人要求大家统一使用“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把证据法学和证据学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是不利于本学科发展的。证据学是司法或法律领域的特殊产物。虽然证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立“大证据学”，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刑事案件中陪审员对科学证据的期望-“CSI效应”神话的观念与现实

美国密歇根州沃什特瑙县抽样调查显示，陪审员对于提供给他们的科学证据抱有很高的期望；在所有强奸案件和依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中，如果把科学证据作为被告人有罪的一个条件，陪审员对这种科学证据的要求很高；观看《犯罪现场调查》的陪审员与没有观看该电视剧的陪审员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差别。韦恩县的研究结果表明，陪审员对于他们使用的技术越精通，他们对于控方在其案件中使用科学证据的期望就越高。在这两个地方的研究表明，陪审员对科学证据的期望和要求是大众文化广泛变革的结果，是大众媒体和诉讼参与人相信这种效应存在而培养起来的。     

行政诉讼违法推定原则探析

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诉讼程序的灵魂，①没有证据，设计再精巧的诉讼程序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对案件争议事实，如何提出证据，由谁来提出证据，就成为诉讼程序的设计者、主持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证据理论上，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②与民事证据理论的争议相对应，行政诉讼证据理论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也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风险义务说、责任说、权利与责任说、负担说、责任负担说，等等，不一而足。③…     

我国刑诉法应设立证据排除规则

一、设立我国刑诉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非法证据，系指以非法的行为、方式、途径所获取的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前者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后者如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物证。不管是在制度上设定证据排除规则，还是司法实践中由司法人员自由载量，对非法证据效力的认可与否，都是在刑事诉讼中将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实体真实与犯罪控制置何者于优越地位的反映。我国刑诉立法没有明确设立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证据的内容和形式、获取证据的程序和方法都作了严格规定，尤其是对刑讯逼供，或胁迫、利诱、其他非法获取证据方式明文禁…     

企业技术秘密外泄后的绝地反击：一名律师的办案手记

2006年，深圳一家高科技企业发生技术秘密被员工私下转卖给竞争对手导致市场份额严重丧失的情况，由于该企业在日常经营当中没有注意做好技术秘密保护工作，致使维权非常困难。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汪宏杰和彭波律师接受委托后，在权属不清、几乎没有书面证据等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电子证据，创新思维，使案件起死回生，成功制止了企业的技术秘密外泄．为企业挽回了市场。     

几种情形下的证据采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官在处理每一宗刑事案件时，都面临着证据采信问题。对证据的采信，目前立法上没有任何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采信模式：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把握如何，对案件处理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对证据的采信过程，是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过程，也是法官对证据如何形成心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它体现了法官内心确信的准则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