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疫"中看国家治理体系运行得失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考验,也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高效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各地集中有力开展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危机管理的历史传统和巨大制度优势,但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然暴露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理论思考

疫情的暴发无疑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数次重大疫情演变和防控的历程中,我国由最初的闭关作战、手足无措逐渐转变为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不可否认,对于此次武汉疫情,我国在应对和处理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舆论宣传不到位、领导干部不作为、官僚主义作祟等。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政府应及时发布相关情况,掌控舆论宣传阵地,引导民众理性应对。     

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使之体系化和机制化尤为重要。由此,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疫苗,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干群关系、技术专家与社会大众关系协调机制,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社区治理机制化、反思性社区教育实践机制等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日、美、中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美国、中国都受到过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侵袭,三国在救灾方面的表现各具特色。由于日本、美国的发展程度较高,其在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构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保持并完善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引入多个治理主体,提高公众应对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政府应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与公众进行协调配合。     

加快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以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胜利,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在现代化治理理论指导下,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要抓住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机遇期,优化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能力,在国家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丰泽区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时期,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应对危机,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第三部门、媒体、企业和公民多元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框架是必然趋势。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成了公众心中两大权威,参照协同治理理论,从理念、实践和法制三个维度构建政府与媒体协同治理关系,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治理。     

加强重特大自然灾害领导者危机治理能力建设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要的改革、发展和转型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了总目标,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的新要求.公共危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领导者是重特大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的核心,提升领导干部对于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危机治理能力,是我们党执政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     

日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当今社会中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较之以往,当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有着适应性不足的困境,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我国对于协同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应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日本是现代型发达国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危机治理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本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案例,仔细分析与研究了日本在公共危机下各方协同治理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总结概括了对我国协同治理的一些启示,希望能对我国危机治理提供参考。     

公共危机视角下政府公共关系的现实困境及策略选择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公共危机治理日益受到关注。政府通过危机公关唤起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成长时间短,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少,我国公共危机下政府公关存在着许多现实困境。为此,需要树立政府公关主体意识,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机制,培养政府公关专业人才,健全与多元社会的合作机制来提高危机公关及危机治理的效率。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公共危机视角下政府公共关系的现实困境及策略选择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公共危机治理日益受到关注.政府通过危机公关唤起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成长时间短,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少,我国公共危机下政府公关存在着许多现实困境.为此,需要树立政府公关主体意识,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机制,培养政府公关专业人才,健全与多元社会的合作机制来提高危机公关及危机治理的效率.     

加强重特大自然灾害领导者危机治理能力建设

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要的改革、发展和转型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了总目标,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的新要求。公共危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领导者是重特大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的核心,提升领导干部对于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危机治理能力,是我们党执政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养殖户防控行为文献综述

动物疫病防控服务是一项公共服务,其实现需要政府、养殖户个体共同参与配合,养殖户的满意度是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服务目标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对公共危机、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养殖户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可为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危机治理情境下干部的选拔任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决战关键期,党中央对疫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出重要调整。从当年非典疫情危机时刻的走马换将,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状态下的干部调整,可以看出危机治理情境下的干部选拔任用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实践要求。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及其演进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建立在灾害应对长期实践基础之上，它具有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演进特征，并与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形成了制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特征。21世纪以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东亚非典疫情（SARS）等事件导致全球公共危机问题更加凸显和严峻，这也影响到日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它出现了向一元化管理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