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待欧盟以及东亚一体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从区域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来看,战后,美国客观上积极推动了法德主导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但是,从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重返亚洲政策的需要,美国试图主导亚洲一体化的发展,为此,亚太地区出现了多种地区性FTA合作机制的安排,造成机制上的重叠,导致了体系准入国成员范围混乱的局面,例如,ASEAN+3、ASEAN+6,以及TPP等等亚洲国家期待着美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作用,避免大国间的势力争夺,建立有助于地区稳定的、有效的经济安全合作机制。     

伊战后美欧建立中东"次区域"安全秩序的设想分析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充满危机的安全局势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鉴于中东地区范围广泛、问题复杂,短期内难以构建一项解决中东各种安全危机的整体战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提出了一个建立中东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把大中东地区从地缘关系上划分为波斯湾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和西地中海地区三个区域,并把其战略重点集中于首先建立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新秩序.建立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新秩序,必须尽快稳定伊拉克战后的国内社会局势和妥善处理伊朗核危机.这不但需要美欧国家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措施,也需要波斯湾国家建立自己的安全合作机制,而且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合作稳定推进一体化——东盟积极应对新世纪

面对国内经济的下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2001年表现比较活跃.在经济一体化、科技、控制爱滋病和禁毒、反恐斗争及地区安全等方面,东盟加强了内部和国际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展望2002年,东盟将在经济合作、一体化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进入21世纪,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中国与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和平与安全合作:支持地区国家的安保能力建设;参与联合国在该地区的维和行动;参与地区国家战后重建等。目前,双方在和安合作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鉴于此,中国参与国际和安合作的理念应有所突破,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和方式,将预防冲突置于合作的优先位置,并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几内亚湾地区和安事务的参与力度。     

合作稳定推进一体化——东盟积极应对新世纪

面对国内经济的下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2001年表现比较活跃.在经济一体化、科技、控制爱滋病和禁毒、反恐斗争及地区安全等方面,东盟加强了内部和国际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展望2002年,东盟将在经济合作、一体化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印度洋地区安全正处于重大变动之中,非传统安全议题正日益凸显,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状况落后,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与地区内国家和区域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关切不可避免,然而当前部分国家依然沿用地缘政治的权势逻辑透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举一动。对此本文主张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参与路径来寻找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畏惧,相应的措施包括积极通过参与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加强大国合作与协调以及自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渠道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困境：基于泰国和越南的案例研究

21世纪以来,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均积极利用制度重叠策略解决特定议题领域的实际问题。欧盟国家在安全合作领域进行的制度重叠产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制度重叠却使得该区域合作环境受到不利影响。有关这种差异的逻辑路径为,大国的地区竞争越激烈,地区国家越秉持“国家至上”理念,地区规范越强调共识与非正式性,地区国家针对于特定议题领域的制度重叠越容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令区域局势紧张,反之亦然。一方面,泰国原为解决水资源议题领域问题的区域合作制度被延展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但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借机推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进行竞争,地区合作环境由此受到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受地区“国家至上”理念的驱动,再加之“东盟方式”提供的便利条件,泰国和越南两国根据自身利益设计并领导了“三河流域机制”和“四国机制”,以解决水资源领域的具体问题,并进一步争夺区域领导权,区域合作环境又一次因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而恶化。不论是从结构层次还是区域层次来看,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最终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泰国和越南两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制度参与现状清晰体现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制度重叠...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东盟旅游合作研究

区域组织如何促进成员国之间密切合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本文以东盟旅游合作进程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分析东盟在缺乏霸权国家主导和硬机制运行的背景下如何形成集体行动,有效供给区域公共产品。东盟旅游合作的动力在于全球旅游竞争环境变化催生了东盟各国对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唯有依靠区域合作才能突破自身旅游发展瓶颈。本文对东盟区域旅游公共产品供给动力、合作机制建设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以东盟旅游部长会议为核心的协商一致对话合作机制、最大程度满足成员国旅游发展需要的包容性公共产品选择机制、以外部性特征为驱动的区域外国家渗透参与机制保证了区域旅游公共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但区域内国家发展程度不一、资金缺乏和旅游市场激烈竞争也削弱了旅游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