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献金与美国的选举政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新镀金时代",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原因之一是美国政治从根本上被"金主"和利益集团所绑架。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候选人自身越来越无力负担高昂的竞选费用,而不得不依赖外围组织提供的巨额政治献金。在这种背景下,富豪和利益集团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与普通美国人相比,"金主"可以通过各种"合法"形式的政治献金,将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权力,利用政治权力维护经济利益,不断推动为富豪减税的公共政策,并阻止任何旨在削减经济不平等的公共财政支出或管制的努力。政治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选举政治被政治献金严重扭曲,最终形成了当今美国"不平等的民主"。     

警惕新一轮地方“投资热”

地方"投资热"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在地方官员政绩的推动下,一次次大干快上式的地方经济竞赛在所难免,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全能政府,其辖域内资源要素动员能力会随着政治周期而循环。不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产能过剩的顽疾几乎不可能根治。     

经济视角下的美国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论析

美国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困境，不仅是身份建构的结果，也是经济建构的结果。经济不平等体系造就了族群分层体系，族群分层体系造就了种族主义统治思想体系。美国反种族主义存在方向性误区，问题的核心在于少数族裔过度依赖以身份政治为依托的文化抗争，缺乏对美国种族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关系的把握，难以形成有力的经济抗争联盟，以及被动式而非积极主动式地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拜登政府和美国民主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种族经济平等，但底线是不能打破美国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不平等而形成的种族等级制体系，这决定了美国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困境将长期持续。     

美国社会赢者通吃的政治

美刊《政治与社会》2010年6月号刊登了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合著的题为《赢者通吃政治:美国的公共政策、政治组织、顶层收入的直线上升》的文章。该文认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不平等急剧上升,但对不平等的分析主要局限于经济角度。最近几年,对不平等的政治分析不断增长,这些研究对那些认为经济变化与政治过程无关的标准经济分析提出了质疑,认为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分析存在三个     

威权体制下台湾的地方选举与政治变迁

在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中,“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I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被视为威权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中,举办各种选举是威权体制下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但西方学者建构的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一般较少涉及地方政治层面。而在台湾,地方政治,特别是地方选举政治是我们了解国民党威权政权及其演变的重要线索。按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的说法,在威权体制下,一般人对参与政治性事务意愿不高,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属的角色”,政权本身也不愿意见到     

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

贫穷真的是民主的敌人吗?笔者以此问题意识为引导来重新理解经济因素同民主的关系。本文认为贫穷确实存在反对民主的可能性,但是贫穷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敌人,只有当贫穷造成的经济不平等超过一定水平时,贫穷才会妨害民主。经济不平等的阶层依据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来决定自身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策略,只有当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促使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结盟从而形成温和的再分配政策的时候,民主才能作为反映阶层利益均衡的政治体制而出现。     

向新自由主义演变的瑞典模式

在整个战后时期,瑞典的经济政治模式一直被人们称赞:这一模式成功地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优越的社会福利以及性别平等,瑞典成为世界上最平等和最富裕的社会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一模式崩溃了。和其他国家一样,瑞典引入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和低通货膨胀率为首要政策目标,放弃了充分就业政策。自那以后,瑞典总的来说是在进行市场导向的重组。     

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

纵观瑞典社会民主党百年发展历史,坚持平等而务实的执政理念、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体系以及稳固的政治基础是其保持长期执政能力的关键.其所坚持的"人民之家"执政理念将进步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实用主义的妥协精神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理念,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和政策议程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策体系,它们在体现团结与共识的精神的同时,有...     

日本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评析

长期以来,日本坚持参与关贸总协定和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不愿意参与地区优惠协定。但近年来日本开始改变政策,致力于与东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压力,国内经济改革的期望,东亚政治战略考虑以及美国政策变化等。日本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道路将极其困难,主要的阻力将来自于日本国内以及与东亚国家政治关系的困扰。     

开启“奥弗顿之窗”:美国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四个政治遗产

桑德斯竞选运动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争取激进变革的新生群众运动对经济不平等现象蔓延的不满情绪,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扭转经济不平等核心诉求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议程的选举体现。通过重塑政治话语,桑德斯竞选运动成功推动“社会主义”从美国社会中的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促使左翼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激发了年轻人和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并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催生美国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其政治遗产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关键的助推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民主党和激进左翼的政策取向和选举策略,将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桑德斯竞选运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的重大进展,虽然较难引发美国政治机制的革命性变化,但却可以从推动形成和实施左翼政策纲领的层面促进美国国内政治领域的改良。     

符号权力和抵抗政治——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布迪厄发掘了当代新形势下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幸,认为在貌似民主和文明的表象下 面。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为隐蔽和微妙的方式运作。文化 越来越成功地充当了社会统治的卫道士角色,使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遮蔽起 来。布迪厄相信社会学家通过解释实践,并发现制约实践的隐蔽的权力机制,可以 从中获得争取自由的机会。抵抗并不等于否定支配者规定的形式,抵抗与统治是一 个钱币的两面,我们需要辨认盲目的抵抗与有效的抵抗。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策略与未来走向探析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经成为目前欧洲政治图景中的重要特征,这与它们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他者”的动员策略直接相关.面对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依然延续了其传统的动员策略,企图利用疫情制造人民与精英和移民的对立,并通过阴谋论解构科学事实.虽然短期内在民众与精荚裂痕的弥合以及移民议题的边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疫情期间暂时遇挫,但是长期来看,疫情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将会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     

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自由主义传统有很深的对平等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是推动许多社会变革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自由派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拓阔自己的视野和想象,令社会变得更加平等。2012年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图解政治:左派VS右派"的图片,简明地解释了左派和右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所谓右派,也就是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人。据此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左派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并由此推论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例如右派主张建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有限政府、代议民主制以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等,左派则主张国家主义、直接民主、福利国家和财富再分配等。     

2007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气候政治

2007年以来,气候变化已成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可以被视为澳大利亚寻求经济转型的国家的主动性努力。澳大利亚的议会制民主政治特征,决定了这一寻求全国共识过程的政治体现是痛楚、挫折和多变。在最近三年多时间里,澳大利亚两位在任的总理及两位在任的反对党领导人,皆因气候变化议题而丧失了执政权或党内领导权;并且还提前举行了一次联邦大选。然而,澳大利亚的气候经济转型会继续前行,并继续会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影响。     

有办法控制资本主义吗?

在制度安排上应该这样做:坚持用民主来驯服资本主义这驾脱缰野马;抑制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危机"这个词所描述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从2008年始到今天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困境,只是又一次激发并放大了其在19世纪就已经有的"会不会玩完"的焦虑。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的路线之争：表现、动因与影响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拉开帷幕,民主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以桑德斯和沃伦为代表的进步派迅速崛起,逐步打破建制派掌控民主党公共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的态势,导致民主党内的路线之争愈演愈烈。两派的相互角力不断消耗民主党与特朗普相抗衡的政治底气和资本,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将该党推向"左"转或分裂。民主党如此分化的局面是美国经济不平等、选民政治观念极化、"特朗普现象"以及"桑德斯主义"等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民主党路线之争不仅将重塑该党未来的权力结构和发展方向,还将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转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革命精神:阿伦特和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下)

三、社会、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政治阿伦特的共和主义的核心是政治;因此,面对将革命精神体制化时存在的困境,她的解决办法也是政治性的:建立一个共和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憎恨;他们的反应是社会革命。在《论革命》中,阿伦特清晰地将革命的“社会问题”,即如何消除大众的贫困,与革命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即如何建立能够使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构。在阿伦特看来,社会不平等是不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因为大众要结束社会不平等的狂热欲望将在恐怖统治中以消耗革命而告终,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是因为“摆脱贫困由…     

论点摘编

全球化:对新一轮繁荣的无望等待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暂时的现象,而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特征。那种与积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经济增长以及消费———这些被看作是战后长期繁荣的特征———相联系的良性循环已经被破坏,而一种新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dynamic)已经发展起来,在这一机制中,金融占主导地位,而日益加剧的社会差异也已开始发挥其功能。由于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变化,包括贸易和金融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管制的放松、私有化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全球化的支持者曾…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崛起和执政表现探析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崛起得益于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政治困境和民众的反紧缩政策诉求,以及政治制度体系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而导致的代表性危机和政党结构性危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利用政党格局重新洗牌而提供的政治机遇和政治空间,将自身打造为反建制和反紧缩政策的政治代表,通过包容性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以及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吸引民众支持。与国际债权人谈判的失败,迫使齐普拉斯政府签署新的救助协议并实施更加严苛的紧缩政策。激进左翼联盟也因此遭遇政党分裂、民意下跌、执政伙伴退出政府等一系列执政危机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