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民意介入司法裁判的困境与出路

民意希望通过给司法加压的方式,迫使司法裁判符合自身预期.但由于公众在目的上的宣泄性,知晓案件信息的片面性,表达的多元性和可控性,使得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存在内容、方式和结果三重困境.要构建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需要在观念上坚持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在制度上构建民意进入司法裁判的程序规则,在司法环境上避免工具主义司法观,在法官队伍建设上提升业务素质与道德素质.     

房产新政背景下的裁判立场研究——从民事案件的视角

在房价过快上涨的背景下,2010年国家出台房产新政,各地限贷、限购政策随之出台。由于对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理解与执行的不统一,全国各地对房产新政引发的退房案件裁判各异,不利于引导人们理性购房。原因在于法院普遍调解解决纠纷弱化了司法规则;民意对司法的侵蚀,使司法不能有效回应;法律规则本身的纠结影响了裁判的统一。只有正确辨析房产新政的法律性质,才能找到规范统一司法的路径。为此要警惕因过度调解而牺牲规则,因提倡调解而丧失原则,因迁就民意而回避法则。建设法治社会,司法不仅应考虑社会效果,更要考虑社会预期及裁判导向。     

民意与司法裁判关系论纲

民意体现了大众普通理性,而司法裁判则是法官精英理性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无视民意的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唯民意马首是瞻,则会损及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应坚守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让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得以合理表达和充分吸收。     

论上诉死刑案件审理方式的完善

上诉死刑案件审理方式的选择对死刑裁判准确性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基于保障人权、诉求公正、贯彻死刑政策、实现上诉审职能方面的考虑应当改革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法律规定的疏漏、对生命权的漠视等原因造成的实践中第二审法院规避开庭审而大量以书面审或者调查讯问审的方式审结上诉死刑案件的做法。实现上诉死刑案件开庭审的普遍化需要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变与重构。     

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

潜在人民陪审员对刑事裁判事项的归类并不全和裁判事实的理论分类一致,应当认真对待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对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等因素。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应为定罪事实和死刑案件量刑事实,排除“二级事实”、非死刑案件量刑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事实认定权的职权范围应为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事实是否足以判处死刑、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司法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等。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规范的适用——兼论我国律师协会的属性定位

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中，我国律师执业规范表现出“规制不能”以及“不能规制”的适用困境，并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背后存在着三种裁判逻辑：国家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机械司法、民间法的间接适用以及发挥目的解释的漏洞填补功能。三种裁判逻辑分别存在着背离实质法治的要求以及无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弊病。因此，律师执业纠纷的合理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于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即通过承认律师协会的公务法人属性，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向“组织法”回归，从而切断司法直接介入律师执业纠纷的规范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司法通过审查律师协会处理决定的方式介入律师执业纠纷。     

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回顾与展望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催化剂。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来,影响深远,成效显著,除实现防止错杀、冤杀,贯彻少杀、慎杀,以及统一死刑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等直接效用外,还推动了证据规则的完善、程序正义的彰显,并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未来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反思死刑复核程序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明确死刑案件的强制辩护与法律援助,并探索建构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     

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监督之构建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是审判程序,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视野,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构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对死刑复核案件附条件开庭审理.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案件开庭审理的提起权,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限,建立复核程序裁判文书送达和审查机制,检察长列席死刑复核案件审判委员会会议,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工作联系机制,对统一法律适用的监督.     

民意、民粹主义与公共案件——以“许霆案”“药家鑫案”为代表的分析

公共案件是司法与公共舆论连接、混合、交织的产物。公共案件中的公共舆论到底是一种民意表达还是民粹主义,学界尚存有争论。通过对"许霆案""药家鑫"案为代表的公共案件中公共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表达,而不是民意。公共案件中的民粹主义,并不当然是完全负面价值的,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包含着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两个方面。首先,它是公共案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其次,它表达了平民、民众对实质公正的诉求;再次,它是平民情绪狂欢的出口。最后,在公共案件的裁判中,法官必须对民粹主义予以考量,但这种考量应当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进行,否则,法律、司法的理性力量将会遭到破坏。     

司法审判实践中事实认定的方法及逻辑推理应用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例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审判工作的准则,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事实认定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结果.事实认定不正确,必然会导致适用法律不正确,进而导致裁判结果的错误.所以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正处理案件的关键.     

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与复核方式

我国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是做出死刑判决的人民法院主动报请,不符合司法的被动性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采用二元的启动方式,即主要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申请启动死刑复核程序,其余的由做出死刑裁判的人民法院依职权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的不同,能够很直观地对案件加以区分,采用不同的死刑复核方式,公正、高效地复核死刑案件。     

深化检察机关办理死刑案件工作的思考

随着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成了检察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前检察机关全面介入死刑案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立足法律监督机关的本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切实保证死刑判决的公正统一。     

美国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司法利益”标准——以克莱尔案件人身保护令程序为例

在克莱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死刑案件公平裁决和确保死刑判决终局性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对克莱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和非死刑案件一样采用＂司法利益＂标准。死刑案件的终局性是＂司法利益＂的关键,死刑案件的公正性是＂司法利益＂的底线。     

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标准实证研究——以百例死刑案件为视角

文章从实证角度出发,将百例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文章认为可以针对死刑案件,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层次．规范死刑案件的使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法律现实主义对智能社会疑难案件的司法回应

智能社会的到来产生了许多革命性后果.面对智能化发展的新境况,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相适应已是必然,现有的法律体系未能全然将智能社会新情况囊括其中,法律现实主义的三段论式的机械性逻辑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对社会变动适应性更强的法律现实主义裁判范式就更适于智能社会的新型案件的裁判.法律现实主义在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中阐明自己的主张,对案件的裁判过程有着不同的认识,强调情境主义的司法技术,裁判时以社会目的为指导,并发挥法官能动性对法律进行灵活解释.同时,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为大范围的信息采集创造了可能,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论死刑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为切入点北大核心

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并没有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曾成为司法机关满足被害人家属诉求和平息社会舆论的牺牲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未核准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中国进行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民意进入司法的法理学思考

近年来,一系列司法案件都是民意进入司法的悲喜剧,许霆案、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等案件都是在民意的影响下的司法案件。其中,既有因民意进入司法产生的积极作用,也有因民意产生的不良后果。面对民意司法何去何从,坦然接纳或是置之不理,以及司法面对民意做出选择的法理依据,是本文的讨论方向。     

论死刑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为切入点

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并没有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曾成为司法机关满足被害人家属诉求和平息社会舆论的牺牲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未核准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中国进行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