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顷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1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表现在：控制死刑适用环境污染 有重大突破,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不宜再提“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极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颁布以前,“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一直是作为指导我国适用死刑的一项基本政策。《刑法》实施以后,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仍有人沿用这一提法,认为它是我国“行之有效的一贯政策”。我们认为,“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提法在无法可依和法制不完善的时期是具有一定     

死刑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为视角

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刑法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本着“慎用死刑”的原则，通过设立完善的刑事司法程序限制死刑。在死刑依旧客观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刑罚体系之中的情况下，加强死刑的程序控制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在我国死刑案件审判过程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法庭审理活动“重定罪、轻量刑”，这不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通过完善量刑程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我国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死刑的存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我国立法中,死刑罪名繁多,死刑适用泛滥,死刑适用正当程序不健全等弊端并存于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在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而保留了死刑的前提下,对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韪应在在刑法规范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予以规定。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我国68个死刑罪名中的22个死刑罪名,占原有死刑罪名的32.3%。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是死刑制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死刑的存废问题的讨论,离不开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历史沿革、死刑制度的立法现状、死刑制度在适用中的问题以及死刑制度的完善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死刑废除的进程不能冒进,现阶段我国死刑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并且还有不可忽视的强大的民意基础。     

浅论我国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问题

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而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严格限制死刑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矜老怜幼历来是我国传统的用刑思想,鉴于此,本文从刑事立法现状,历代刑事立法,世界各国刑法现状等方面,阐述了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对老年人犯罪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的规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浅论我国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问题

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而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严格限制死刑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矜老怜幼历来是我国传统的用刑思想,鉴于此,本文从刑事立法现状,历代刑事立法,世界各国刑法现状等方面,阐述了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时老年人犯罪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的规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试论死刑适用的立法控制

死刑立法历来为各国所重视。“绝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防止错杀”是我国的死刑政策。新刑法在死刑改革中迈出了削减死刑的步伐，从总则和分别两方面控制死刑的运用。     

论死缓制度的法律适用

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是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是我国关于人权保护在刑法上的体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允许我国废除死刑。死缓制度的确立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死刑的适用率,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同。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在社会上既起到威慑作用,又有利于保护人权,是符合我国法制要求的制度。为了更好地适用死缓制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死缓的适用标准以及适用的法律后果,保证死缓制度的正确适用。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死缓制度的适用作出论证,希望可以为完善死缓制度,为其在现实中的适用起到提示作用。     

试析《论犯罪与刑罚》中关于死刑的法律思想

死刑是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自死刑产生后的几千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法宝",没有人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近代刑事法之父"贝卡利来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对死刑的残酷性提出尖锐的批判,由此引发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本文着重探究贝卡利来主张废除死刑的积极思想,以期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再反思.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论死刑兴衰演进的动因——兼论我国死刑的保留与限制

死刑由兴到衰 ,经历了报复、威慑、等价、矫正、折衷时代 ,其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渐进性发展。适应当代国际社会死刑轻缓化的趋势 ,在中国建立科学的轻缓的死刑制度 ,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刑事法律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死刑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它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形成一种合理的刑罚结构,这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文章仅探讨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下,如何完善我国刑罚主刑中的死刑制度,并针对死刑制度的弊端,提出修改的建议和措施,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刑罚现代化。     

论死刑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这些严格控制死刑的举措都是在死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的要求,“宽”与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吻合的。死刑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严”的要求,我国的国情要求死刑的存在,死刑的成本并不高昂,自由刑的成本超过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