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谁为亲情埋单——小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法律应当规定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应先定为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享有亲属拒证权的证人，对于不利于其近亲属的证言可拒证。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阅卷权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法律虽然肯定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但在阅卷的时间、阅卷的范围、阅卷的地点、阅卷的程序以及阅卷权的保障等方面的存在一定不足 ,因此必须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论侦查权与调查取证权之良性博弈构造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更多的是体现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为此,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现象依然突出,侦查权与调查取证权依然处于失衡的博弈状态,因此,进一步强化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与侦查权的良性博弈显得尤为重要。     

证言拒绝权：现代法治国家证人制度的合理安排

证人证言已成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两大法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以确保发现真实与保障证人及其证言所涉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法律对社会各种利益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国家的证人制度中应确立证人的证言拒绝权。     

试析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局限及完善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和补充,符合我国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仔细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就会发现立法中仍有缺口,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刑事辩护制度申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和在法庭上享有的权利与公安、检察机关的严重不对等。为了使刑事辩护功能得到有效地发挥,本文将针对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着重探讨其解决措施。     

民事证言拒绝权的理论与实践--以价值的权衡为中心

证言拒绝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其法理基础在于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价值要超越纠纷解决所带来的安定性.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上,通过确立民事证言拒绝权所要维护的社会价值包括证人自身的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民事证言拒绝权以行使的方式为依据可以分为"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与"不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两大类.在证言拒绝权的实现上,两大法系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现状研究

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一直遭受各方的指责甚至是攻击，虽然这是一个世界胜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在小范围内的，而是整个辩护体制都存在问题，特别是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以及权利的实践问题一直无法有效得解决，虽然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上中国律师拥有比较健全的权利，但是实践中我们看见的仍然是刑事辩护律师的无能为力。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把中国现有的权利或者叫纸面上的权利切实转化成为实践中的能力。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浅议刑事辩护质量

刑事辩护的质量关系到刑事辩护制度的未来与生命。受诉讼理念、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呈现出普遍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从完善辩护制度、扩充律师权利、建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入手,提高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已是势在必行。     

让证人不再沉默--对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妨碍了诉讼目的实现.应在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通过立法对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规定,建立诸如证人法律保护、证人出庭经济补偿、证人作证豁免权、证人宣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侦查程序律师在场权的构建探析

8.23菲律宾人质事件引起我国警务指挥与战术研究和教育训练人员的关注,分析该案例的处置过程对于探讨我国警察实战训练的方式、方法不无意义。本文从背景信息、事件处置过程和调查情况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警务指挥与战术研究面临的典型问题,探讨了相关现象产生的根源,解决路径与方法,试图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应从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建立公诉人出庭制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探析

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如何保障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的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立法缺失无法真正实现其实质有效辩护。文章在诠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义涵及其法理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国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和立法缺失,提出了改革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一些思考。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从李庄案二审看辩护律师的独立性

当前,辩护人作为-独立、自主的司法单位的地位,已经在各法治国家立法中获得普遍肯认,由此出发,辩护律师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有权在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展开独立辩护,而不受被告人意思表示的拘束.但是,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原则亦非绝对,辩护律师只能就其固有权利行使独立辩护权,且只能在忠实于被告人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独立辩护.在“李庄...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论我国容隐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始于春秋,形成于汉,成熟于唐。我国的容隐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又反映了“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因此,我国的证据制度应对之进行大胆合理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