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面对与认真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因此,对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理性研究,是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础.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由来及其界定,以及进入新时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状况、发生原因及其内在机理,是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依据.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近五年来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要

群体性事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诱因、特点趋势以及预防治理等加以详尽论述，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同时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索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之际,本文将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出发,讨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的法律缺失、管理失当、角色错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回应型政府构建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等角度出发改进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上的处置对策。     

社会认同视角下群体性事件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方面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积累了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面对现实的挑战,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急需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化解群众认同危机,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群体性事件概念辨析

群体性事件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诠释。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见仁见智,而且往往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有不同的侧重。文章从词义、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及历史的诸多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进行评述,以期形成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完整认识。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群众工作探析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需要公安机关及时疏导和教育群众,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避免事态恶化、升级,期间的群众工作担负任务艰巨,涉及内容复杂,产生影响广泛,后续时间较长,但是部分干警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太善于做群众工作,表现出危机意识不强、缺乏与媒体的合作交流、工作方法不适应时代要求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和群众基础不够牢固.为此,要在把握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中群众工作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服务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实践本领,用好群众工作的传家宝.     

国内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学界也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特点、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所助益。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核心凝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工作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障我国社会转型顺利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冲突性事件频发、党群关系恶化，我党的核心凝聚力及社会凝聚力不断下滑，社会稳定和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和阻碍。新历史时期下，社会凝聚力建设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只有进一步深化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才能确保我党和国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官场“潜规则”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官场"潜规则"在中国日益盛行、泛滥猖獗,激发了群众不满和社会担忧。作为政治瘟疫,官场"潜规则"与我党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它败坏党风、毒害民风,使政治民主进程受损、政策法律贯彻不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党的执政安全,需全党高度警惕并采取强力措施进行抵制。     

舆情控制化解群体性事件初探

2008年发生在贵州的翁安事件、云南的胶农事件,引起各级政府及民众的一片哗然,特别是给全国的公安机关敲响了警钟。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加之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如何巧妙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对公安机关的严峻考验。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期建立舆情导控员制度,通过正确、合理引导群众舆论,来达到化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目的。     

浅析WTO规则对我国行政垄断的挑战

行政垄断的存在不仅严重地阻碍一个国家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国际统一市场的建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大国加入了当今世界最广泛的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行政垄断作为统一市场形成的最大障碍,面对WTO规则的要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挑战。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应对措施研究

21世纪初我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如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尽量避免出现局部性的动荡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这几年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不稳定因素而引发的群体事件逐年增多,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极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和利用,危及我国的长治久安。充分认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既是衡量各级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检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的一项重要标准。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中的认识及行为简论——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结构、权利结构、观念结构、就业结构不断进行重新调整,社会矛盾逐步凸现,突发群体性事件呈高发、多元态势。如何提高政府对事件的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对于保障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出发,根本上解决这类事件的主要措施有: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管理的哲学思考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和谐、人民群众认识水平差异、敌对势力的鼓动、政府在应对事件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与传统群体性事件相比,网络群体性事件有规模巨大、破坏力强等显著特征.网络属于新生事物,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是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之一.能不能做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只有不断地加强政府管理的效率,加强网络立法,加强网络监管,区分事件性质,打击网上敌对分子,网络才能成为一片净土,成为广大网民的“美丽世界”.     

自媒体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与治理对策简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繁多,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滋生,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依托网络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也蔓延开来。自媒体时期网络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认真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其生成机理,最终掌握其治理规律,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谈宗教内在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切事物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宗教也是如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宗教。多种宗教之间只有变速的区分而无变与不变的区分,无数历史事实说明,我国宗教内在变革和进步符合信教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鉴于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对新世纪初的宗教内在变革和进步应予以重视,并遵循如下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