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图像与金融刑法重塑

规制金融犯罪不力,理论难以自洽的金融刑法亟待转型。建立在广泛数据收集、大数据云计算基础上的信用图像对金融刑法的重塑有着重大效用。在工具层面,立法引入信用责任能够缓解长期自由刑带来的"刑罚耐受",司法借助信用图像能够提高金融犯罪识别率,降低犯罪黑数,增强金融犯罪"自体恶",缓解重刑供给造成的"司法排异"。执行阶段利用信用图像还能实现刑罚执行个别化,与前科制度结合建立授信减刑制度,实现"刑罚缓释";在理念层面,信用图像以其"时代之眼"还原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地位失衡的真实图景,我国当前秩序中心主义的金融刑法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市民刑法"均无法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正确的应对之策是为金融刑法注入法律父爱主义理念,以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完善赌博罪立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虽然对赌博罪作了专门规定,但是该规定明显原则化,不能适应打击新形势下赌博犯罪的需要。所以,需要从犯罪主体、罪状结构和刑罚设置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赌博罪立法。     

非法提供兴奋剂的刑事可罚性分析

兴奋剂和毒品在物理属性和法律性质上都属于不同的两种物质,我国《刑法》在特定章节专门规定了毒品犯罪,而兴奋剂领域的犯罪却存在立法空白,导致在相关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模糊不明.因此,《刑法》必须明确非法提供兴奋剂的犯罪和刑罚,从源头上打击兴奋剂犯罪,生产、销售和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国外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立法,根据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刑罚的设置进行立法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三)

五、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反思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来看 ,对未成年人犯罪和从宽处理规定得比较具体 ,在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适用上有一系列特殊规定。我国刑法中这方面的规定还比较原则 ,除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外 ,就是一条笼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 ,在刑罚制度和除死刑外的其他刑种中并无具体的特殊规定。我们认为 ,在刑罚制度和刑罚种类适用方面的特殊对待 ,乃是正确地从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所必需。所以根据我国刑法从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精神以及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实践的需要 ,对这方面的若干问题略…     

论言论自由的刑法保障——一个罪刑法定视野的关照

言论自由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刑法承载着保障言论自由实现的功能。我国刑法没有就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专门犯罪,而针对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相关犯罪予以处罚。因此保障主要应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即刑法规定内容及其适用之适当性的要求,通过限制言论型犯罪的处罚范围来实现。具体方法就是对相关犯罪作合宪性的限缩解释,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刑罚的危险,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     

我国背信犯罪立法的返本归源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5种特殊背信罪,而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这种立法方式已难以适应维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外大陆法系有关国家的背信犯罪立法非常完备,对背信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设置都有明确系统的规定。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立足于国内的社会现实,在刑法中增设背信罪这一罪名,同时将各种特殊背信罪进行必要的完善,从而构建起我国的背信犯罪体系。     

浅论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

生命科技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这类犯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浓厚的伦理性、较强的科技性,并在罪与非罪的界定方面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制需要专门的刑事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刑法应逐步规定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同时建立和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     

对于胁从犯刑事责任问题的探讨

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被引诱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第25条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作了如下规定:对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比照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是人民法院对于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量刑得当,对于实现刑法的任务和刑罚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第57条规定了量刑的一般原则:“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结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应对其实行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的刑罚。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则上作了特殊规定,但具体操作上尚需进一步完善。     

中外刑法上的背信犯罪研究

背信犯罪原是德日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在我国的新刑法中 ,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 ,但却有特别的背信犯罪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犯罪的规定是采用一种列举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虽然有其弊端 ,但却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贯彻。不过 ,对于大量的发生在私营组织内部的相应背信行为 ,我国刑法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列举的方式在刑法上增加一些具体的规定     

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述评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不具可采性。以自白具有任意性作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现在已经为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所共认。我国应确立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以进一步实现我国诉讼的民主化。     

完善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思考

“洗钱”作为一种严重侵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行为 ,为各国刑事立法所重视。伴随着我国对洗钱犯罪的立法 ,对其所进行的学理研究也正逐步深入。诸如完善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加大刑罚适用力度和增设反洗钱的相关罪名等观点的提出 ,将会对反洗钱的立法与实践产生积极作用。     

国际海盗罪行的国内法适用

近几年随着亚丁湾索马里海盗的日益猖獗，国际范围内加大了对海盗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我国加入了关于打击海盗犯罪的有关国际公约，承担对海盗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的国际义务。文章探讨如何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国际海盗犯罪的问题，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范围内具有追究海盗犯罪承担国际公约义务的充足性，毋需在刑法分则增设海盗罪罪名。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互联网治理语境下的刑事法治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不断升级转型,危害严重。基于传统犯罪规律而建立的现有刑事法治体系,在应对滋生蔓延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呈现出疲软乏力之势,难以有效发挥遏制互联网犯罪扩张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互联网犯罪的基本规律,全面检视现有刑事法治在应对互联网犯罪方面的缺憾,在保障互联网健康发展与实现互联网治理同步进行的基础上,从观念、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反思,以实现对互联网犯罪的有效治理。     

析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为例

在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基本相同。但二者在构成要件、活动特点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由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罪名设置的缺陷及程序法的缺乏等原因。导致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大多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碰的刑法中相关的普通刑事罪名处以刑罚。这不仅抹杀了恐怖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而且导致我们在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遇到障碍。因此。厘清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界限是准确、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前提。     

生命科技犯罪与现代刑事责任

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刑事责任制度带来的一项重大挑战。面对生命科技犯罪的挑战，刑法应当设置生命科技犯罪并为其配设专门的刑事责任制度。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当以风险预防为基本理念，并遵循犯罪经济分析的原理，并应当在追求罪名及责任具体化和明确化的同时，尽可能保留一定的限度和弹性，以便及时将那些新出现而尚未为刑法犯罪化的生命科技犯罪纳入刑法的规制视野。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