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要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解决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因素,即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与东亚对美国在区域合作中态度的看法;二是领导权,即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三是互信原则的确立,东亚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四是“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并行发展”,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步进行。     

共同文化认知是东亚一体化的基础

长期以来东亚缺乏一个真正的、泛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近年来，在以东盟为主导、以10＋1为基础、以10＋3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补充的区域合作机制大框架下，东亚学界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合作模式，共同提倡构建东亚一体化多边组织。中日韩三国已经在构建东亚一体化的长远目标方面达成一致。中国主张维护东亚区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形态，提出和谐、双赢、多赢的共同观念，以文化认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东亚国家共同培育和塑造新的区域文化认知，是重新考虑地区秩序和地区价值，培育东亚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对东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外交战略、经济贸易战略和发展战略,更是基于国家发展的安全战略,孕育着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从地缘的角度看,东南亚地区具有典型的陆海兼备的地缘特征,不仅是一带一路战略重点的合作地区,也是该战略实施的重要通道。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安全与稳定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本条件,"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已经成为影响东南亚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应充分强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东南亚安全机制的战略共识,利用现有东南亚的安全机制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强化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关系,与东南亚国家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格局。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东北亚外交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之际,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动荡和调整的新时期。由于朝鲜领导人更替,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脆弱,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升温,朝鲜半岛军事对抗事件频现,美、日、韩进行系列军演,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速,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鉴于东北亚安全环境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东北亚外交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东北亚外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首先,中国的东北亚外交要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其次,中国要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未来六方会谈机制化在组织体制、组织成员、惩戒机制等方面要有新的思路。最后,中国要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     

美日同盟的强化与困境——以“联盟维系”为视角

同盟是源于其对外敌对性和对内合作性而建立的。同盟之所以建立及持续，是由于制衡威胁的需要、霸权国的领导以及提供的公共产品、维护同盟信誉的需要、制度化的成熟和共同价值观等复杂因素的综合。美日面对“共同威胁”中国的崛起而引起的东亚权力结构调整选择强化同盟关系，但美日也面对着自身无法摆脱的同盟困境，军事同盟引起的地区紧张最终也将遭致东亚国家的不满与反对。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

东亚各国应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共识。中日应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中日应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应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日韩应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煤钢共同体”出发的经验,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日本应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中日等国需要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东亚各国的政治日程上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非传统安全合作:优势、挑战与突破路径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中越两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两国的安全合作构成严峻挑战。两国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国家利益、国际制度三个角度体现出合作的必要性。在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两国存在着地缘优势、战略协作的同质性优势、经贸合作的需求激励优势、文化优势。为突破合作面临的挑战,应以共促发展为目标,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以增进互信,加强双边、多边机制建设,成立第三方协调机构为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创造条件。     

加强国际合作 创新边境旅游

珲春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加大旅游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开辟多条边境及跨国旅游线路产品。但是,在边境旅游区域合作及新产品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因此,珲春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快推进与东北亚各国的旅游合作。同时,在新产品开发建设中,要因地制宜,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边境旅游合作沟通的层级,建立政府间相应沟通协调机制,达成中俄、中朝双边或中俄朝多边边境旅游合作开发建设的共识,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建设。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俄地缘安全合作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给东亚的安全形势、中俄的安全利益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强势＂重返＂使中俄增加了进行地缘安全合作的基础和空间,甚至具有走向＂准同盟＂的可能,但由于美国采取分化、挑拨政策,中俄安全合作的领域、程度和水平也不是无限的。在战略重心转移、重返东亚的过程中,美国打了一记漂亮的组合拳,它通过自己的优势和＂巧实力＂,＂激活＂和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制造政治互疑、军备竞赛。美国的举措既与东亚地区蓬勃发展且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形势不相称,也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相悖,更与美工作重心从反恐优先转向经济第一不相宜,难以持续。美国在欧亚中心和边缘同时出击,在国力总体衰退的情况下更显得力不从心,其实质是以攻为守。     

上合组织为何不足以支撑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

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渐形成了“两个轨道”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作用下,东亚的地区主义正在形成。东亚国家开始建立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各类部长级会议以及各种多边官方和民间合作安排构成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将为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     

非对等府际合作何以生成：“双边嵌入式网络”——以成渝科技协议为例

当前,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跨域性、外部性特征时,难以继续向传统属地管理模式求解。这对府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以双边、多边协议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对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影响分析,能够对府际合作中伙伴选择、网络结构和形式等微观行动机理进行解释。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区科技创新协议案例的考察,发现“成都—重庆”的非对等行政级别府际间合作的生成,离不开更高级别的省级政府层面协调和其他相关城市参与的多边协调,这揭示了行政级别不对等府际间合作的复杂逻辑。面对行政等级与外部环境变量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随之变化,基于“量力而行”、成本与风险管理、强强联手、协调带动的复杂过程,实现了节点组团与合作拓展的“团—团”链接。在此基础上“,双边嵌入式网络”促进了这种非对等府际合作的生成。     

建立区域性多边引渡合作机制的可行性

中南亚国家出于地区利益的需要进行多边引渡合作,打击严重危害本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趋势,具备相应的法律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这些具有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国家间开展区域多边引渡合作是打击本地区严重跨国犯罪的必经之路。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一国处于境外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它们功能互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丰富的内涵。影响海外利益安全最核心的因素是外部因素,即来自复杂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环境儿及与所在国双边或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多边关系的影响,包括国际环境类风险、政治类风险、安全类风险等。可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等途径和手段,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资源,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中南亚地区建立多边引渡合作制度可行性分析——以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多边引渡合作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等跨国犯罪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国家间的引渡合作仍然是打击跨国犯罪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具有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国家间开展区域多边引渡合作是打击本地区严重跨国犯罪的必经之路。中南亚国家出于地区利益的需要．进行多边引渡合作打击严重危害本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趋势．具备相应的法律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21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乌克兰困局:俄罗斯外交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今日俄罗斯,基于东欧地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困境贯穿古今,一直是历代俄罗斯国家难以解决的外交战略问题。相比沙俄和苏联,今日俄罗斯面对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压力,这一问题更为凸显。俄罗斯外交战略问题延续性的另一面是外交政策工具的断裂性。面对东欧的地缘政治困境,今日俄罗斯既无法沿用沙俄和苏联时代的普世性外交政策工具,又无力构建感召力可与欧盟相提并论的区域合作机制。战略问题的延续性和政策工具的断裂性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的外交悖论,使俄罗斯陷入当前的乌克兰困局。为缓解因乌克兰"脱俄入欧"而加剧的地缘政治困境,迫于普世性政策工具的缺失,俄罗斯只能基于军事实力奉行个体利益导向鲜明的强硬外交。然而,这种强硬外交不仅无法有效缓解俄在东欧的地缘政治困境,而且很可能导致俄在更多领域的利益受损。归根结底,无论乌克兰现实形势如何演变,俄罗斯唯有克服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外交悖论,才可能彻底走出乌克兰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