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罪论”之探析

结合我国转化犯理论来对《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考察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及转化犯理论,《解释》第6条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二是“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没有区分不同情形,不适当地扩大了打击面,应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犯罪时,并不要求挪用公款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同时,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也应当按照贪污罪论处。     

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84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非法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是挪用公款罪。”从刑法的上述规定来看 ,“归个人使用”是构成挪用公款罪三种情况的必备要件 ,但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归个人使用”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98年 4月 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和给他人使用两种情况 ,同时指出挪用公款给…     

"携带凶器抢夺"定罪问题的探讨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定罪量刑,应当限定为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而故意明示或暗示携带有凶器的情形。这种行为并不是转化型抢劫罪,而仅仅是普通抢劫罪中的胁迫型抢劫罪,立法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不明确,容易导致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因此应当废除该款之规定。     

论转化犯

转化犯是指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某种违法现象或者较轻的犯罪 ,在一定条件下向犯罪或者另一种较重的犯罪转化 ,并依照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 ,分两种形式 :一是刑法明文规定的转化犯 ;二是“两高”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转化犯     

挪用公款罪的牵连犯问题——以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相牵连为视角

挪用公款与其他罪名之间是存在牵连关系的,其中以与受贿罪相牵连最为突出.根据最近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应当结合挪用公款罪牵连犯的表现形式,确定挪用公款的牵连犯应该评价为数罪还是一罪,进而按照所牵连的不同罪名而分别处以数罪并罚或者从一重罪从重处罚.     

对挪用公款用途认定的几点思考

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罪名,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仍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根据挪用人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规定了挪用公款的三个基本类型,即通常所说的“超期未还型”、“营利活动型”和“非法活动型”。正确地认定被挪用公款的用途,是区别不同类型挪用公款行为的关键,进而在很多场合下决定着挪用人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关系…     

转化犯探微

转化犯是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的一千复杂问题,它与牵连犯和结果加重犯都属于犯罪的一种复杂形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后者的研究较多,而对转化犯的研究未予足够重视。本文拟就转化犯的若干问题略抒管见,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对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转化犯有所裨益。 一、转化犯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转化犯是刑法理论研究中刚刚提出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刑法理论界对之论述甚少。外国刑法理论习惯将转化犯视为“准强盗罪”、“强盗性盗窃”、“事后盗窃”等。台湾学者将转化犯称为“追并犯”。在我国,有的同志将转化犯归入一罪的复杂形态中加以论述,认为转化犯“是指某种犯罪符合一定的条件,依法转化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的形态。”转化犯是对犯罪转化形态的一种概括,其表现形式既有法律上的明文     

查处挪用公款犯罪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挪用公款犯罪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对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挪用公款可否包含间接故意,挪用人性质对犯罪构成有何影响,如何认定"挪而不用"、为公挪用行为,挪用公款的共犯认定,以及挪用后携款潜逃是否以贪污定罪等问题上,都存在讨论的必要.     

浅析"携带凶器抢夺"

刑法第267条规定,持凶器抢夺的,按抢劫罪定罪处罚.此条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只要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就以抢劫罪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这一规定扩大了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打击犯罪.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关于"凶器"、"携带"的理解以及携带凶器抢夺与持凶器抢劫的区别都有待进一步澄清.另外,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以年满16周岁为宜;而且携带凶器抢夺的,所夺取的数额不必达到较大,即可定为抢劫罪.     

侦查权的性质及配置模式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定位,在我国学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性质说。侦查权作为警察权的一部分,应该是一种行政权。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即确保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科学、合理的侦查权配置,能够确保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公民权利得以保障。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及其完善

研究审判委员会制度,源于笔者长期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该制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深感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粗陋与滞后。文章通过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探讨,为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尽绵薄之力。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存在不足和弊端是客观事实,但该制度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     

我国冤案成因与预防救济———以张高平叔侄案为例

刑事冤案频发的背后,所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刑事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也从客观上反映了相关司法人员司法理念的严重缺失。要从根本上预防并杜绝这类案件的发生,必须设立严格的刑事司法认定标准并加强对应伸冤纠错机制的建立。     

庭审中心主义理念下侦查模式的变革

在强调法治、人权的时代,无论从价值取向还是实践的效用来看,英美法国家“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越来越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大陆法国家也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从英美法国家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可以说“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是各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种潮流下,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作了部分变革,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具有“准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但是,侦查模式却与“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格格不入,怎么办?笔者尝试找出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并以各国侦查模式的共性作为我国侦查模式变革的模板,进而提出我国侦查模式变革的目标和保障这些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法。     

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与日本司法救助制度的比较

诉讼救助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我国应建立相应的司法救助申请救济制度,对于驳回的司法救助的申请应允许当事人上诉。     

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改革的制度分析与思考

鉴定人制度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性是保证鉴定结论正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审判活动中正确运用鉴定结论的保障.本文旨在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以及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变迁、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思考

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代社会法律关系急剧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均存在着种种弊端,进而影响着我国整个司法的有效运行.因此要对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进行重新设计,有针对性地提出的主要解决措施有:建立复合型的审级制度,二审实行有条件的独任审判,加强上诉审与再审的衔接.     

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一个中美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司法能动作为一种与司法克制相对的司法意识形态,引起国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和法官倡导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行＂能动的司法＂。但是,能动司法的实现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来支持,否则实行能动司法于法治是不利的。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分析美国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发现中国的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国实行有限的＂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     

对公司法中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探讨

2006年1月1日修改生效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设立了诸多新的法律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为司法解散公司制度,对该制度笔者首先深入剖析了司法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其次,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所处的实践困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对该实践困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文章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进行了综合的评价及分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我国检察权的科学定位

在检察权定位问题上,学界存在司法行政权说、司法权说、法律监督权说、双重属性说等观点之争,但这些观点均无法准确界定检察权的内涵和外延。在我国,检察权应为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其表现形式为司法权,内涵包括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