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地权改革的框架与创新(2008年第22期《地权博弈》)所有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经典论争,如今似乎都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凸现,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     

全球治理,中国应发挥更大作用——专访南非非国大党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Gwede Mantashe)

正社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要动员社会来支持我们的发展。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党派。自1994年开始,非国大成为南非执政党,多次赢得南非全民大选,蝉联执政地位。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南非的长期执政党,对南非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为金砖国家的长期执政党,非国大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近年来交流与合作频繁。非国大党重要领导人党主席雅各     

试论邓小平制度建设与创新思想

邓小平的制度建设与创新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新思路 ,是我们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 ,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的重大发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仍然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与创新必须遵循的纲领性文献。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 ,不仅在国家学说、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因而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而且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无一不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中国的现代化无疑也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我们人为地扭曲了推进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在联系。非均衡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从而滞迟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也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农村现代化的起步而长盛不衰的农民流动,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事业中应该怎样对待农民流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法律援助与农民群体突发事件的预判和平息

在近年来利益变动频繁、纠纷多发的农村,农民群体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时,由于机构设置、援助途径、处理范围、资金筹集等方面的原因,法律援助还是没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本文将对目前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进行分析,在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农民群体突发事件的法律援助改革措施。     

改革与中央权威

根据执政党既定的议程安排,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目前关于这次全会的有效信息不多,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样的议题,足以彰显其重要地位。1992年至今,执政党的历次三中全会包括两个重大议题,一个是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均是如此,发生在执政党的总书记第一个5年任期之内。一个是关于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生在执政党的总书记第二个5年任期     

从新角度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副产品",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务工的同时,导致其身为父母的监护责任缺失,兼之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诱因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拆除依附在其上的教育壁垒,让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赴打工城市自由入学。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根本之策,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具有可推广性。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新角度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关爱,在均衡教育资源、甚至是倾斜扶持农村教育的基础上重构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力度,重视法律与心理教育,以起到切实降低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效果。     

南平寓言拷问三农药方

策划人语 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笼,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无 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此时,仅仅描摹农村的苦 难,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其社会效应已不复当年。且不论 资政价值是否式微,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一味地 痛陈和惊呼,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业 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 传媒,当下的视野,当从为农民讨说法,转变到为农民想办 法。 多数时候,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到新闻记者,都像一 只漂浮在水面的"皮球"。从政界到学界再到新闻界,一个个 三农问题的药方接连开出,一个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接连 出台,但我们的三农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为什么? 解剖南平,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 可以说,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在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层面的系统努力,松缓了剑拔弩 张的乡村矛盾,剥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对农民欠下的部分 呆坏账。它不仅为几百万农民争取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也为执政党完成乡村底层社会的结构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与启示

建设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执政党建设新目标和新任务。新时期为什么要提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什么是服务型执政党？如何建设服务型执政党？这些基本问题目前没有现成的答案，既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不断的实践探索来回答，也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建设服务型执政党的有益经验。     

外国征地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改造和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越来越不可避免,且征收数量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土地征收过程中侵犯农民土地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交流凝聚力量 合作缔造共赢——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中俄政党论坛侧记

正2015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俄政党论坛和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五次会议分别在北京举行。两党两国领导人分别致贺,两党高层领导人出席,凸显中俄执政党交往对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是中国共产党与统俄党机制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是两国执政党就两党两国关     

转型时期农村消极社会情绪探析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农村广大地区滋生了若干消极社会情绪,农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对自己与各级党政机关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整个社会持某种悲观的看法和态度。这种社会情绪严重地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并且开始诱发农村社会的认同危机,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正确处理,通过宣传教育、依法治农、发展经济、革新制度等措施和对策,调控农村社会情绪,使之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政治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两个30年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展开,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国后的30年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保证其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依法治国,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对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起着＂灵魂＂的支撑作用。我们党正是确立了＂把思想上建党放在首位＂的原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才保证了90年来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在经受长期执政考验的过程中,我们党正面临四大危险,相对而言,精神懈怠的问题是执政党面临的首要危险,必须...     

“新农村”的决策背景

新农村的政治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作为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的总称,是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提法。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农业问题,没有“三农问题”,或者说农村和农民问题没有凸现得很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15%,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生活改善效果明显。1986年以后,主动的农村改革陷于停顿,但农民的普遍状况仍在朝好的方向走,这要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兴盛,为很多农民提供“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进入1990年代,城市的改革步伐后…     

关于科学理论进农村的思考

农村理论思想文化工作，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的重要责任和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在农民物质生活显著提高的前提下，如何为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占领农村阵地，武装农民朋友，这是当前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农民增收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起飞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难题。制度要素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内生变量,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民增收。因此,要切实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中日村民社会活动参与度与归属感之比较

中日两国农村的发展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两国都高度重视农村问题。本文以中日两国调查数据为依托,从微观主体出发,探讨村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日本农民与其他行业人员的社会参与活动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特别是农民对居住地的归属感能从其参与农业报酬性行为中获得,却不受其自身经济...